这样的孩子该不该生

雷·哈斯密夫妇计划要生的下一个孩子还没怀上，就成为英国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继而通过欧洲各新闻媒体的陆续报道，竟激起了欧洲主要国家有关医学伦理的一场讨论。

这个准备孕育的胎儿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一、其父母并非单纯地想再要一个孩子，而是要用他的脐血给另一个患重病的孩子治病。二、胎儿将是个试管婴儿，而且是一个特别的试管婴儿。医生将在试管中用雷·哈斯密的精子和妻子莎哈娜的卵子培养若干个胚胎，再对这些胚胎逐个进行基因测试，唯有基因结构和患儿最接近、排异性最小的那个胚胎有机会被选中，植入莎哈娜的子宫经十月怀胎再降生到世上。

生活在英国利兹市的莎哈娜的父母是巴基斯坦移民，她本人是在英国接受的大学教育，思想开明，而且事业有成。她和前夫生了两个孩子后离异，而后和现夫婿、出自富贾之门的印度锡克教徒雷·哈斯密结婚。莎哈娜有患β－地中海贫血症的潜在体质，她十分担心这种病隔代遗传给她的后代。但医生宽慰她说，只要雷不是这种体质，下一代就不会有患这种病的危险。接着，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健康的男孩出世。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孕育的第二个男孩扎因未能逃脱这一厄运。1998年圣诞节出生的他，不久就开始不断呕吐，全身发黄，医生诊断是黄疸。他3个月大时，又一次发病，疼得缩成一团。医生们再次会诊，得出可怕的结论：扎因得的是地中海贫血症。

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血中缺红血球，整个身体经常性地处于缺氧状态。如果不加治疗，扎因活不到10岁。目前，他每个月输一次血，补充红血球，再补以其他药物辅助治疗，这样他虽然可以多活几年，但依然难逃未成年而夭折的命运。

听说脊髓移植能治这种病，雷和莎哈娜仿佛见到了一丝希望。自己的脊髓不符合条件，他们就在亲友中间问了个遍，求了个遍。可是亲友要么因为反对巴基斯坦后裔和印度锡克教徒之间通婚而采取不合作态度，要么就是其脊髓不符合条件。

雷和莎哈娜在英国都属少数民族，与其孩子脊髓条件相符者数量本身就很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动社会力量，找到合适的脊髓捐献者，他俩还特意成立了“扎因脊髓基金会”，4000名热心人士正在协助张罗、寻找符合条件的脊髓捐献人。

还有一种比脊髓移植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基因相符的血亲的脐血中提取干细胞植入到病孩脊髓内。夫妇俩为了救扎因，合计了一下，决心再生一个孩子，用新生儿的脐血救他的哥哥。不久，哈瑞斯身负父母所有的希望来到这个世上。但他的基因组织和扎因的不一致，用他的脐血救治扎因的梦再次破灭。

雷和莎哈娜心急如焚。扎因这孩子太可爱了，可是他被病痛煎熬，他们却爱莫能助，真是心如刀割。扎因定期接受输血，血液里多余的铁会在肝、心脏及一些腺体内存积。为了降解掉多余的铁，扎因每周有五天必须注射甲碘酸去铁铵。这种药注射到肚子里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可是大家实在不愿看着他承受那么大痛苦，所以就改成大腿注射。晚上，趁孩子睡着之时，雷和莎哈娜蹑手蹑脚地来到扎因身边，在注射的部位轻轻地涂上麻醉药膏。甲碘酸去铁铵不能一下子都注射到体内，而必须慢慢地吸收，所以注射时间很长。到了夜里，麻醉药膏渐失作用，扎因忍不住疼痛，会拔出针来，雷和莎哈娜就再给他插上，扎因再拔出，往往经过几次反复，雷和莎哈娜就会心软作罢。次日早晨，扎因的床单上常常是血迹斑斑。此外，注射甲碘酸去铁铵还有一个极大的负作用，会影响患者的视力和听觉。

雷夫妇实在不忍心看扎因受罪，因此下决心再生一个孩子，用他的脐血提取干细胞来拯救扎因。可是万一下一个孩子的基因组织和扎因又不相符怎么办？雷已经37岁，莎哈娜39岁，他们不可能无穷尽地自然生育下去，直到能够拯救扎因的孩子出生为止。

雷夫妇想到了试管婴儿，希望能先在试管中培育出胚胎，再对胚胎进行基因筛选，不符合条件的弃之不用，从符合条件者中选一个放入子宫内孕育。

但是，这种被称为植入前诊断的技术方法目前在欧洲是有争议的。出于医学道德的原因，在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这一作法是根本禁止的。在英国，也只限于为防止新生儿出现某种遗传疾病时才可以使用。可是雷和莎哈娜却期望能有所突破，他们想把这种方法用于挑选具有某种基因结构从而能够救人一命的孩子。而这正是对欧洲传统医学道德的一个挑战。一名叫罗伯特·温斯顿的伦敦医生和生育专家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说，这种做法有损人格。他问道：新生的孩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呢，还是定做的商品呢？而且，其他不符合条件的胚胎怎么处置？对许多视生命高于一切的欧洲人来说，胚胎也是生命，不符合条件的胚胎被毁掉，与杀人没有什么不同。

再者，从符合条件的新生儿的脐血提取干细胞注入扎因的脊髓里，能够恢复其脊髓细胞正常造血机能的可能性是90％，但仍有10％的可能性是提取的干细胞数量不够，那么这个新生儿在今后的一生中就要不断地为扎因捐献血液甚至脊髓。人们在其出生前就为他做了这样的安排，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他会不会因此怪罪他的父母，怪罪整个社会呢？

对此，雷和莎哈娜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不让他们按这个计划去做，扎因必死无疑，见死不救与杀死他又有什么两样？既然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就应该在医学伦理上有所突破，让医学上取得的成就能够造福人类。诺丁汉一家私人诊所的医生西蒙·菲歇尔也持这种观点，他是帮助1978年人类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出生的小组成员之一。他自告奋勇地承接了雷夫妇的人工授精、挑选胚胎和将胚胎植入子宫的工作。他认为，作为医务工作者帮不上这对夫妇的忙，也是医学伦理的失败。

雷夫妇决心将现在走的路走到底。他们一方面正等待英国主管人工授精和胚胎管理的有关部门作出是否允许他们对胚胎进行基因检查的决定，另一方面，则着手准备在这一计划遭到禁止的情况下，向欧洲法庭申诉。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就要去美国进行胚胎基因的筛选和培植。在美国，这种做法不仅是法律允许的，且出于医学伦理而反对这样做的势力也不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