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地质大学一群年逾花甲的“老西藏”们，商量着组队到西藏攀登一座7000米的雪山，作为对校庆50周年的纪念。
走上青藏高原、走进西藏，是每一个地质工作者的心愿。然而当人们面对真实的青藏高原、真实的西藏时，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使不少人迟疑了。中国地质大学一代又一代师生，却在这条路上，进行了50年的接力。
五十年代初，“地大”第一批教师朱上庆和王大纯教授，就随西藏解放大军进入西藏，着手进行西藏的科学考察工作，从此结束了外国垄断西藏考察的历史。1959年“地大”又派王富洲等8名学生参加了国家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而王富洲则成为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峰顶的三名队员之一。六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珠峰考察队”中，“地大”再次派出三位教师参加。七八十年代，是西藏地质工作的繁盛时期。国家地矿部大规模组织队伍进藏考察。“地大”的考察人员郭铁鹰、梁定益、聂泽同等人“勇闯阿里无人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阿里地质》、《阿里古生物》等有关专著，为西藏地质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进入90年代以来，西藏地质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无论是中外合作、还是多学科研究，“地大”的莫宣学、万晓樵、史晓颖、魏文博等教授都在这个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了解，在西藏的区调项目中，1／3以上的项目负责人是“地大”毕业生；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中，2／3的作者是“地大”校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在《国土资源大调查纲要》中确定了一个宏伟目标：计划在2010年基本完成全国1∶25万地质图全面更新，建立国家1∶25万、1∶5万地质图数据库以及资料数字化动态更新体系，以满足地质学发展和国民经济对地质资料的要求。而此前，西藏绝大部份地区仅进行过1∶100万的地质调查。这是一项以野外观察为主要手段，准确地记录野外各类地质现象，为下一步研究地质发展和矿产分布规律打基础的工作。中国地质大学20多名师生组成了以万晓樵教授和刘文灿副教授为首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区调队”，负责藏南地区的地质调查。海拔超过5000米的地方，含氧量就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因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海拔达到6000米便是一般生物生存的极限地区。但是“地大”区调队工作的地方属于高喜马拉雅带。队员们每天经过的填图路线几乎都要穿过海拔5000—5500米的地带，甚至是海拔6000多米的山脊。气喘、心跳过速、胸闷、头痛、恶心、失眠等高山反应是家常便饭，一个小小的感冒都有可能引起肺水肿、脑水肿，严重者或治疗不及时还会造成生命危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今天，地质工作者“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因为他们每天爬的就是那些人迹罕至，道
路不通的大山，沿线所打的石头标本只有自己背。每人十来斤，有时几十斤。在海拔5000多米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背着石头在高差达上千米的山间爬上爬下，每走一步，都得拿出长跑时最后冲刺的劲来。
去年四月底五月初，气候恶劣，曾经有十多天，所有的队员都病倒了，怎么吃药都不见效，野外工作又不能间断，大家就互相鼓励着硬挺着，严重者到拉萨打几天吊针，又赶回测区工作。负责前线指挥的刘文灿老师进藏的头几天头疼的厉害，以为是高原反应，结果拖了几天，变成了脑水肿，被队友们强行送回北京。“地大”的“老西藏”们都知道：脑水肿很容易有后遗症，犯病后，即使治愈一般也不宜再去。但是刘文灿老师在京治疗调养了一段时间，心里惦记工作，又返回了西藏。
伴随着队员们的除了艰辛还有危险。67岁的梁定益教授是区调队中最年长者，他告诉记者：在西藏，太阳下山的时间是晚上9点，如果10点钟还有人没返回营地，不管白天多累，大家都要分头上山去找。因为天黑后很容易迷路，造成滑坠或是因过度疲劳昏睡过去结果冻死在山里。
如此艰险的环境并没有丝毫削弱“地大”区调队员们严谨的科学作风。为了找出一块被搬来当作垫路石的麻粒岩出自哪个岩层，以便准确地推断这一带的地质变化，队员们在山高、林密、坡陡的森林里，寻找了二三个月。他们说，其实仅凭这块岩石也可以写论文，但是这样的推断很难排除各种偶然因素。凭着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他们终于获得了重大发现。
谈到西藏地质工作的未来，地大的“老西藏”们异口同声地说：西藏是个好地方，很能锻炼人。他们说，现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年轻同志要知难而进，让中国的地学事业青春永驻，让“地大”的西藏情结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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