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危机四伏，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在江南，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府，编纂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文稿——《明经世文编》。文稿的意义与价值常引发人们浓厚的兴趣，但围绕文稿编纂而出现的那个群体却鲜有人关注。
实际上，在《明经世文编》的周围，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经世群体，其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多为进士与举人，而且多为当时政治、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在文稿的编纂活动中，这个群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从崇祯十一年二月至十一月的短短十个月内，全书完稿，可谓神速。而正是强烈的经世意识促使这一群人聚集在《明经世文编》的周围。
经世，是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思想构成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持异说，但都是在论证“治道”，并不乏政治实践。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经世之学日益凸现，治国平天下逐渐成为士人的人生信条与目标。与此同时，经世与致用联系到一起，经世意识通常要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付诸实践，此即常言的经世致用。
《明经世文编》的编纂是在明朝灭亡的前两年。据说崇祯帝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已是顾此失彼，因而，经世救国的心情十分迫切。《三垣笔记》、《烈皇小识》等文本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崇祯“急于救治”的行为表现，如频繁撤换大员、快速提拔观点对口的官员等。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明经世文编》的编纂是否是对崇祯帝“急于求治”的回应，但至少也可以看出，崇祯当时的那种心情与姿态对该书的编纂者们是一个极大的促动。编者们希望通过文编的形式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当局提供“救时之用”的经世之道，以达到挽救时局的目的。所以在文编的每一处，都留下了编纂者强烈的“务为有用”的意向，其用心也可谓良苦。
考察这个群体，我们发现它绝非单纯的文稿编纂群体，其成员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联系。文编主编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政治社团复社、几社的主要成员，他们经常在一起评议时政，品核人物，并与书坊合作选刻时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他编纂者也大都出自松江望族，如徐孚远出自世人皆知的华亭徐阶家族，宋徵璧出自肖塘宋氏望族，这些人不仅家学渊源甚深，藏书丰富，而且具有很好的学识水平和政治意识。令我们颇感兴趣的是，在编纂群体的外围，还存在一个社会成分更为复杂的群体，他们对于《明经世文编》的告成同样功不可抹。而他们对编纂活动的支持方式是多方面的。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谈到，陈子龙等在《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过程中，曾得到了各方人士在资金、名义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人士包括地方官员、社会名流、地方士绅、社团领袖以及在朝阁臣。地方官员中，时任松江知府的方岳贡对全书“兼统条贯”，巡抚江南的张国维则欣然为书作序，他们是地方官吏中重视地方学术活动、积极支持编纂出版有益于时事的图书的代表。社会名流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文编的编纂，如陈继儒“博学多通”，深得黄道周等人的称道，朝廷多次下诏征用，皆以疾辞，甘做隐士，为松江一代名流。然而，虽为隐士，却时刻关注政事，对于陈子龙等编纂《明经世文编》的活动，鼎力襄助，为文编鉴定。而晚明著名的复社领袖张溥也十分重视文稿的编纂，并提笔为文编作序，希望该书能够“以资世用”。此外，不少阁臣也对文编的编纂予以支持，在文编的一百八十六位鉴定名公中，曾任阁臣的有十二人。由此可见，《明经世文编》的编纂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支持与协助。
聚集在文编周围的这一经世群体折射出浓烈的时代特色。在晚明的社会大变动中，依然有这么一批有识之士，满怀经世济民的美好愿望，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力图为朝廷、社会提供有效的治国方略。而经世群体的地域特色也意味深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地区的地域优势：富庶的社会经济，浓厚的文化氛围，良好的政治传统，以及由于这些优势所造就的充裕的人才储备。晚明江南的人才现象和群体现象确乎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他们以地域为依托，利用人才、资金、图书、印刷技术等各种资源优势，竭力去做于国于民都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他们在活动中所形成的那种高度内聚力不仅仅是地域因素，共同的经世取向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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