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的年头不短，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就职，而这两家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艺期刊的主编正是张光年同志。从1964年起，我与光年同志开始接触，可以说，对我工作等多方面有过帮助和影响的领导和前辈中，光年同志是重要的一位。
我到《文艺报》上班没有立刻投入编辑工作，副主编侯金镜同志安排我的第一课，是用一周时间去看《文艺报》1961年3月号发表的由光年同志执笔的《题材问题》专论的修改样，厚厚的一叠，有执笔者的多次改样，有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中宣部、党中央有关同志的改样。事后才知道，这是光年同志有意安排的，本意是让我从反复修改的文字中加深认识报刊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我边看边作笔记，留心一些重要提法是如何被修改得更准确更贴切的。我特别注意文章中形容词的用法，我看到文章的作者和修改者在用词上很讲究分寸。我写文章不大爱用无边的形容词，与工作伊始上的这堂课颇有关系。
我分在理论组，但我上班不久，编辑部就派我去采访山西话剧院的《刘胡兰》剧组，从北京到天津，又派我去采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编自演的《矿山兄弟》剧组，从北京到山西，整整一个月，当我回来汇报这两个戏演出的几乎场场爆满的情况时，光年同志说，你在大学里学习、研究文艺理论多年，对理论的深切鲜活的理解就是要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检验文艺的社会作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读者、观众的直接反应，我们推荐作品，心中就要有这个数。
光年同志平时不大来编辑部，但刊物每期在王府井人民日报印刷厂付印的晚上他一般都去。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有意识被安排去现场习战，校对、复查引文，防备临时换稿。光年桌子上一杯茶，一盒烟，仔细地阅看本期大样。他不时地提醒我们编辑工作中该注意的问题。有次他在看袁鹰题为《遥望金鸥》的大样时问我这篇文章怎么到手这么快？他说组稿物色好人选很重要。不同内容不同时间要求的文章要请不同的作者，有些作者能写不能赶，有些作者能写又能赶。编辑是与作者打交道的，平日就要与作者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特点，需要约稿时就自如了。
文革初期，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被迫停刊。1976年，《人民文学》、《诗刊》率先复刊，当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工作，这两份刊物隶属国家出版局。光年同志从湖北干校回京后，出任出版局顾问，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又兼任《人民文学》主编。我在1978年6月调回《文艺报》筹备复刊前，在《人民文学》工作，光年同志为落实党的文艺政策，为文艺界老同志尽早恢复名誉、重返文坛耗尽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文学》连续召开了数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光年同志为促使老舍尽早恢复名誉所做的运筹和决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他突然叫我去他家，布置我马上去老舍家，请老舍夫人胡青提供一篇老舍生前未发表的短文，体裁不限，散文、随笔、诗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家，胡青和老舍长女舒济在四处摊满的被抄家退回的书稿中寻找，第二天才找出老舍1965年写的两首短诗的手稿，一首题为《昔年》，一首题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题《诗二首——老舍遗作》在第10期发表，并决定用手迹刊出。在刊物付印时，光年同志亲自看了编辑部加的说明，在老舍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两字，他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
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所以现在必须郑重标明“老舍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学》1978年3、4、5三期连续发表老舍生前未竟稿9万字小说《正红旗下》。光年同志的这些动作，为1978年6月老舍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作了舆论铺垫。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专程飞抵上海，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6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代表中国作协去上海祝贺。《文艺报》主编冯牧派我跟随光年同志去，为报纸写专题报道。行前，他交代，这不单是巴老的殊荣，也中国文坛一大喜事，巴老是我们的主席，文艺报又是机关报，报道一定要比其他报纸写得详细、充实，当时写，写好请光年同志审定。当我将《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记》原稿送光年同志时，他说，详细是做到了，详细别的报纸也能做到，要增添点独家的东西，我们有条件做到。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望巴老，他兴奋地说：“我们国家有许多作家、作者值得向国外介绍，要让别人尽可能了解我们。过去我们这方面注意不够。现代文学馆开放后，可以接待世界各国的作家。法国朋友们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我将巴老这几句话加在文末，光年同志微笑着说：这篇报道看来是有点独家的东西了，他强调说，记者就要敏锐地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或难以捕捉到的东西。
光年同志主编刊物只是他半个多世纪为社会主义祖国文艺事业所作的诸多工作、诸多贡献中的冰山一角，而我跟他学做编辑点滴，也只是他给我人生有形无形教益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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