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翰教授在湖南师大执教政治理论课近半个世纪之久，著述丰硕。近日精选出长文短论凡48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本文集根据不同内容归纳分类，按照逻辑顺序编排：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从对“左”、右倾思潮的剖析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从科社教材、教学改革刍议到感时抚事的建言。因而，作者将书名定为《求真思录》，我看颇为贴切。
一部国际共运史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史。依我看来，国际共运的整个历程包含建立政党、夺取政权和开展建设这样漫长、曲折、壮丽的三部曲。在这三个方面，本书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首先，在建党方面。如何正确地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长期困扰共产党人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这方面，我党是有过很多教训的。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1980年前后曾多次与我商讨如何总结反修教训问题。鉴于长期以来滥用修正主义一词和实践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建议今后取消反修防修的提法，这一见解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1981年春正当“左”的思潮再次抬头之际，他毅然发表了《修正主义探讨》一文，曾受到当时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的关注和好评。据我所知，在1981年4月发布的中共党章草案中仍有反修的提法，至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不再提了。实践证明取消反修提法有利于在改革开放中冲破传统僵化模式的束缚，激励人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其次，在夺取政权方面。早期由于工人阶级备受统治阶级迫害与镇压，缺少合法斗争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到19世纪后期欧美多国工人争得民主选举权和议会斗争权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夺取政权道路的看法就有了改变。书中《恩格斯晚年对议会道路的探索》一文，针对理论界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把暴力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惟一原则，而把议会道路看作机会主义的偏向，有根据地指出：恩格斯于1895年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之后，断然认定“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同时，“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作者对恩格斯晚年转向采取议会斗争的新的战略策略，力求通过和平道路使工人政党掌握政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和剖析。
最后，在开展建设方面。1871年巴黎公社的工人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社会共和国”的新模式，特别是提供了如何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两条基本经验；领导人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领导人不得享有特权。书中的《马克思的“社会公仆”思想永放光芒》一文，把“社会公仆”思想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真理的高度来加以阐发，指明从原始氏族社会的社会公仆，到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人，再通过社会主义的公仆，最后达到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人人皆为公仆，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条历史规律。我认为这样分析和归纳是很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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