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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与国家

2002-02-18 来源:光明日报 杨 耕 我有话说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极为关注的问题,后又成为当代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争论的焦点,并构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派别论争的主题。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淡忘了这一问题。孙晓莉同志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注意到这一问题及其重要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包括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等,融合到社会与国家关系这个大的基本背景中,用社会与国家关系作为考察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框架和衡量尺度。其角度新颖,理论具有创新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结构体系的和谐,社会与国家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对于现代化建设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尽管我们的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乃至结构上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非是对抗性和不可解决的,它们可以通过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自我调整而得到解决。作者将经济体制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看作是在客观上加强社会自主性和增强国家权威性的手段,从而在实践中调整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概括是独特的。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在权力存在的地方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国家的制衡,这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权力必然会给我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危害。这种危害,从近处着眼,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规则,无利于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远处来看,则会危及到我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给社会埋下动荡的种子。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对国家制衡的研究,并做出切实有力的制度安排,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上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壮大,如何实现对它们的防范,保证其权力不会假借神圣的名义祸及社会成员的自由以及危害国家的安定,保证这一极的力量不会危及到国家应有的权威,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因而在本书中强调社会—市场—国家三维动态平衡,并指出应区分权力与权威、国家权力与国家功能,既要注意社会自主性缺乏,无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问题,又要注意国家权力覆盖范围很广但权威不足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作者强调,社会与国家要朝着“强社会—强国家”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社会组织在国家的扶持和许可下不断地壮大,社会自治空间得以不断地扩展,社会自主性得到增强,许多社会事务可以由社会自身或者采用和社会力量与国家合作的方式加以操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增强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国家在应该管的领域的应用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自主和健全的社会,一个与国家形成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取消国家的社会或病态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前瞻性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作者的洞察力和一种深刻的辩证思维方式。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考没有停留于此,思维之锄再深入挖掘,即作者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调整视作是个人权利、社会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的划分与定位,并始终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整部书中。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促进人民广泛权利的实现为目标;国家权力是通过政府来行使的,国家权力作用范围的大小也就相应地通过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反映出来,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调整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作用范围和方式的调整。由此,作者提出,当代中国政府的职能改革是社会与国家关系调整的深化,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划清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疆界,设定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这些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

(本文为孙晓莉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与国家》一书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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