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相比，文学期刊今天的窘境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其实，文学期刊的疼痛并非自今日始，早在六七年前，已初现端倪：有的刊物停了，有的被收编，有的降下了“纯文学”的旗帜，改弦易辙。
如今，除了《收获》、《十月》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刊物的订户维持在10万左右，大多数刊物印数能过万就相当不易了。面对市场的诱惑和挑战，文学期刊该如何应对？不久前，由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作家》杂志社和《收获》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一个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期刊发展的研讨会在上海交大举行，与会者就此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对文学期刊而言，“市场”这个词曾经是陌生的。文学期刊在它的鼎盛时期，曾被无数的文学爱好者众星捧月般地娇宠着，从没想到今天会被市场这头猛兽逼得进退维谷。正如《作家》主编宗仁发所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期刊却蜷缩在角落中，只会张口和伸手，张口即是到处诉苦，伸手便是乞讨要钱。文学与市场，似乎是两个相悖的命题。《萌芽》主编赵长天说，中国文学期刊大多缺少经营意识。在市场的挤压下，不少期刊采取与企业联办的方式，这实质上是寻求变相的经济支持。而在其他国家，有许多文学基金会，这使文学期刊可以毫无功利性地搞文学。而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宗仁发认为，文学期刊运营资金的短缺，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文学期刊连最基本的成本费用都难以保障，当然谈不上在广告宣传上进行合理投入。内外交困，文学期刊沦为弱势媒体不足为怪。
《芙蓉》主编萧元指出，面向市场应是文学期刊革故鼎新的大好契机。《上海文学》主编蔡翔说，没有现成的市场等着你，文学期刊需要培养市场，而市场的培养尚待时日。《钟山》副主编贾梦玮则认为，目前文学期刊太多，让市场来选择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文学期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读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正如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魏天无所言：“迄今为止，文学期刊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归之为读者问题；它的生存危机，实际上也就是读者危机。”他认为，一些刊物一方面抱怨热爱文学的读者日益减少，一方面却对依然钟情于文学的读者视而不见。而且，依然以过去陈旧的办刊思路来分析、汇总和臆断读者，这无疑是危险的。
《天涯》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文学期刊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找准读者的定位，并把刊物真正办到读者中去。应该对读者群进行细分，一份刊物的前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分读者。《美文》副主编则以该刊的成功实践印证了读者定位问题。
前几年，为应对市场冲击，许多期刊纷纷改变传统形象，做了很多技术性的工作。而《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说，文学期刊风格的变与不变都是一种应对的策略，《长江文艺》依然不变，只做细部的调整，以保持固有风格的延续性。
文学期刊之所以不能适应市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内部缺乏一套灵活的机制。人事机制的僵化、发行渠道的不畅和沿袭多年的管理弊端，使长期形成的“半个编辑部”的现象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许多杂志社体制僵化，冗员负担过重。《时代文学》主编李广鼐介绍，该刊一年的人员工资就达30多万元。这在文学期刊界不是个别现象。
大多数文学期刊是由各地作协或文联主办的。刊物的主管部门通常要求刊物多发表当地作者的稿子，把刊物作为地方基础文化建设的一个渠道。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刊物对全国范围内的优秀作品的遴选。而且，刊物的主管部门通常都不愿意出让刊物给有实力的单位来办，都不肯轻易放弃主办的资格，这种做法也值得反思。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文学期刊在整个民族文化的结构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文学期刊阶段性的低迷和困境不会导致彻底的沉寂，它仍然可以获得新生。
华东师大杨扬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文学期刊的现状。他认为文学期刊的高潮过去了。读者的兴奋点已经分散了，文学期刊有如此现状其实是自然的。复旦大学王宏图副教授说，美国纯文学杂志被称为“小杂志”，著名的《纽约客》并非纯文学期刊。真正的纯文学杂志以《巴黎评论》声誉最高，销量最大，也不过二三万册。其他纯文学期刊一般就二三千份。
与会者对文学期刊的发展纷纷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说，我们要对文学期刊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为应付未来的冲击，他呼吁文学期刊进行强强联合。《莽原》副主编李洱则从发行合作的角度建议成立“期刊联合体”。
与会者认为，政府应加大投入，同时鼓励企业资金的介入，但不是一般的赞助，而是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真正联姻。赵长天认为，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应该是非常尊重文学和文学家的，这种尊重绝不是施舍。
在这次会上，上海交大宣布成立“中国文学期刊研究中心”，以考察文学期刊的发展态势，衡量文学期刊作为一种异质传媒在引导受众、平衡市场等方面的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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