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自治州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位于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中段。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直爽、坚韧,他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从没有放弃过希望。
龙清秀的父亲是一名乡邮员。五六十年代没有自行车,他把大邮包往肩上一扛,就进山了。60年代中期,这位乡邮员作为劳模和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龙清秀深受父亲的影响,在吉首一中读书时,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样样工作都走在前头。
龙清秀到了省城,特别是从事以工代赈工作以后,这个生于贫困、长于贫困、最终又从事治理贫困事业的人,把贫困地区的人民当父母兄弟姐妹看待,把国家以工代赈资金当血汗钱花,把穷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做。
那是1991年11月上旬的一天,龙清秀来到隆回县小沙江瑶族聚居地。她走进瑶民沈自课家,看到他的全部家当一根扁担就能挑着走,心情十分沉重:“解放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这里的人民生活还是这么苦。”经过调查,龙清秀了解到,在这平均海拔1350米的雪山上,人均收入134元,人均口粮仅165斤,有80%的农户不得温饱,有30%的农户整个家当不值100元,不少农户家无隔夜粮,靠马铃薯、野菜充饥。震惊之余,龙清秀立马找来干部群众座谈,确定了因地制宜,种植中药材的决定。现在,小沙江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其中仅金银花一项就实现人均增收600元。
1996年,龙清秀来到桑植县两河口乡田家村考察,她听说一个叫席本耀的农民种了一片梨树,收成特别好,她很感兴趣,多次到席本耀家出主意,想办法,并请他帮助乡亲们共同致富。如今,当身着皮大衣、足蹬黑皮鞋、手持大哥大,在张家界市已买了一栋小楼的席本耀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想象不出龙清秀第一次到他家时,他家里还没有电灯,也没有招待客人的饭菜。席本耀说,那天他抓了一只母鸡要为龙主任杀了吃,被龙清秀抢过来,放了:“这是你的油盐钱,千万不能杀了它。”后来,龙清秀指指他家的菜坛子和院里种的南瓜说,我们就吃这个。
1993年夏天,龙清秀来到古丈县野竹乡洞坪村,看了一个学校,一个贫困户。这个贫困户的主人叫张忠林,春天着了一把火,房屋全烧掉了,家中4口人只剩下两只碗、一个破罐子、一床布满网眼的被子。见此情景,龙清秀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从自己腰包里掏出身上仅带的800元钱给了这个老乡。后来,县以工代赈办公室主任鲁开玉又动员他种起了柑桔。7年过去了,老张家的柑桔全部挂果,每年可收入12000元。2001年9月,老张听到龙清秀已经去世的消息,怔了半天才讲出话来:好人的恩,我们还没有报哇!
有人作过统计,龙清秀每年下基层要乘车走2万多公里的路,步行500多公里。走乡串户、访贫问苦是她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有时300元,有时500元,她不知从自己的微薄的积蓄中拿出了多少钱帮扶了多少贫困人家。龙清秀身上总有一种深厚的农民情结。与龙清秀打交道13年的鲁开玉说:“我工作多年,像龙清秀这样对党的工作这样负责、对老百姓这样有感情的干部还真不多。”
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她慎之又慎。她经常告诫同志们:“以工代赈资金是救命钱,是高压线,谁也不能乱碰。”她到基层检查工作,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是查账本,一笔一笔核对。白天看不完,就抱回招待所晚上看,天气冷就坐在被窝里看。别人说,干嘛劳这个神!她说:“国家的钱从我手上过,必须每笔都真正用在扶贫上,否则,我们就是犯罪!”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县挪用以工代赈资金发工资,当即找到县领导,要求“半月之内,资金必须归位”。几天后,这个县报告她说,资金已全部归还,她还不放心,直到看到县里的转账凭证,仔细审核后才放下心。
龙清秀坚持廉洁自律,为自己设了三关,对那些上门送礼的人,她让传达室门卫拦、家属拦,实在不行就自己出面做工作。龙清秀的家乡在古丈县桐木村,有一次村干部找她,想打通一条出山的公路,她婉言拒绝,因为古丈县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不能享受以工代赈的政策。她的表哥龙巴伍不甘心,千里迢迢赶到省城,让她多少拨点项目资金。龙清秀耐心地做工作:“表哥,政策是国家的,我不能把好事往自己家里做呀!再说这钱是人民的血汗钱,又不是我龙清秀的,别人在这个位置上会比我做得还好。”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龙清秀去世后,有关部门计划开200人的追悼会,但一下子到了1000多人。龙清秀的儿子在追悼会上发言时说:“你们中,有来我家,被我拒之门外的,那是因为母亲为公家办事,她从不收礼,请你们理解,特向你们鞠躬道歉了。”说这话的时候,很多人都流泪了,包括当年碰过钉子的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的伟大和生命的可贵并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多的是属于他人。对龙清秀来说,她属于亲人、朋友、百姓,还有更多更多追随她不朽人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