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史·食货志》）由于政府和民间一些士大夫都热衷于社会救济事业，因而对保障社会安定和百姓正常生活，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宋代是一个气候多变的时代，宋初几十年为温暖期，两宋之际为寒冷期，南宋末年又是温暖期（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样多变的气候导致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据载，两宋时期，共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达874次，平均每年达3次之多。一旦灾害发生，常常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使百姓流离失所。凡是遇到自然灾害，粮食便是最重要的物资。宋代统治者在总结前代抗灾救荒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仓储制度。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等就是专为赈灾恤贫设置的机构。北宋初年，在京师设置常平仓，其功能在于平抑粮价、赈济灾民。诸州凡遇灾害必发常平仓粟米，“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子，或直以赈给之，无分于主客户”（《宋史·食货志》）。宋代的义仓是一种官民合办的粮食调配机构。义仓所存之粟，实际上是由人民以义租的形式在正税之外纳于政府，由政府贮藏管理，“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义仓设于北宋初年，南宋时以社仓取代义仓。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在福建崇安首创社仓，以州郡若干常平仓米为谷本，夏季听民借贷，入冬征还，每石取息二斗。淳熙八年（1181年）经朱熹奏请推广于各地。社仓的创设大大丰富了古代荒政的内容。宋代的仓储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软调控的措施，在帮助灾民度过饥荒、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宋代，不但最高统治者积极参与灾害救助工作，地方官员对赈灾也比较重视，并取得显著成效。如仁宗庆历八年（1408年），河北、京东两路发大水，灾民甚众，知州富弼择公私庐舍十余万间安置饥民，发动公廪及劝民出粟赈救，“凡活五十余万人”（《宋史·富弼传》）；徽宗时洪皓为秀州司录，赈济灾民“所活九万五千余人”（《宋史·洪皓传》）。此类事例尚多，于此可见宋代的救灾是很普遍的事。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有收容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的机构，这是维护社会稳定、防止乞丐、流民变乱的重要措施。宋代统治者深知这一举措在社会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北宋时就逐步建立起一系列慈善机构，如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用以收养那些流落街头的乞丐、孤老病残者。对于这些被收养之人，由官府按月拨给每个人一定的钱米绢布，使其温饱。对民间发生的疾病，宋政府也有救助措施。仁宗时期，“衰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后由官府出钱将其配制成药发放给病人，并成为定制（《宋史·食货志》）。南宋时政府正式成立惠民药局，委官监督，救助贫穷疾病百姓。所谓“育于居养院、疗于安济坊、葬于漏泽园”（《宋史·食货志六》），虽有溢美之嫌，但这些机构在临安等地也确实存在过。南宋时，伴随着中央政府救济事业的逐步萎缩，地方救济事业开始兴盛，如在吴兴有王回创办的利济院，在泸州有魏了翁创办的养济院等，此类记载南宋及以后的地方志和文集中不胜枚举。
除官办的慈善机构外，在宋代民间，往往有一些士大夫及富有之家自愿捐献钱物来救济穷苦百姓。如刘黼建济民庄，其目的就是“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痒耆老缓急之需”（《宋史·刘黼传》）。在民间的自救与互济中，宗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通过对同宗者的财富分配作有限的调节，以求得把本血缘团体的成员团聚在一起，保持和谐与稳定延续，从而成为官办社会保障的有力补充。宗族赈济的对象，主要是族人中之贫困不能举火者、孤寡残疾人、无力嫁娶及营丧者以及遭遇灾荒及其他不测事件而濒临破产的族人。赈济的办法主要是计口授给。如苏州范氏，其族众“每人每月可支米二升，冬可支绢一匹，娶妇支二十贯钱，嫁女三十贯钱”。也有少数宗族不采用计口发给米粟钱物的办法，而是煮粥施予，或备棺助葬。如江夏程氏，“五世同居，行医不倦，歉岁，辄煮粥济饥，又备棺以恤暴露。”
宋代在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宋政府的上述措施是为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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