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弦稽琴格

1989年5月的一天，我跟一位朋友来到中央民族乐团，乐团的二胡独奏演员叫高韶青，是朋友很要好的老乡。那天，在我们热情相邀下，高韶青抖擞精神演奏了两首曲子。一首是《江河水》，一首是他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卡门》。这首《卡门》如今已与《第一二胡狂想曲》等并列成为二胡专业演奏难度最大的曲目。

那天，高韶青拉得太好了。我得承认，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哪一种音乐像那天听到的，在我的内心能产生那么巨大的震撼。琴声中，我的心狂跳着告诉自己，生命中有某种情感从沉睡中被唤醒了。

曾经听人说，一个优秀的演奏者在演奏时，会让你觉得他手中的琴简直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可是，高韶青的演奏却让我有了正好相反的审美感受：琴是主体，人是琴的一部分才对！在他那里，二胡分明是一个活的、澎湃着激情的生命，人的双手，他面前摆放的曲谱，以及那些跳动的音符，这一切都只是在精心准备着一次来自琴体本身积蓄已久的渲泻。

这些年来由于各种机缘，我认识了很多“二胡人”。他们有的拉了一辈子琴，有的做了一辈子琴。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只要我走近他们，那种人与琴的主客置换便会在我的感觉中出现，而且随着这种感觉多次重复，我也越来越相信，这也许正是这些二胡人会以二胡作为自己生命终身伴侣的原因所在。在与二胡人的接触中，我总在想，二胡这再普通不过的乐器对于他们缘何会有一种生命般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可以被解读吗？

从一本音乐史方面的书里，我十分意外地得知，在我心目中日渐神奇的二胡竟与我的家乡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纷乱而模糊的思绪一下子被融入熟悉而亲切的山水风情，于是一种想要探究二胡人文底蕴的冲动从心里油然而生。

唐朝末年某日，想来该是个明丽的夏日。一大队人马由东向西沿着长城缓缓行来。清泉般的妫水河温柔地拦住了他们疲惫的脚步。这条河让这些从遥远的关外一路跋涉而来的奚族人想起了他们家乡的西拉木伦河。他们环车为营，毡庐而居，住了一天，又住了一天。最后他们决定不再往西走了。

有关古代民族史方面的文献大都记载了这次奚族迁徙事件。它使奚族从此分为东西两部，妫州也从此有了“西奚”的别称，而比名字更具文化意义的是，一种声音，一种将要穿透1000年寂寞长夜的声音，就要从这里飘扬起来了！

二胡始于奚琴。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所著《乐书》云，“奚琴本胡乐也……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之。”

奚琴何以成为“奚部所好之乐”呢？史书中对奚族人迁徙的原因记述得很清楚：“契丹虐待，奚人忌恨，西徙妫州。”其实，追溯源头，奚人与契丹秦汉时期还是一家人，都属东胡。西汉初年，东胡为匈奴帝国所破，其遗族分化为乌桓和鲜卑两大部落。东汉末年，乌桓被曹操大败于柳城，即今天的辽宁朝阳。头领被杀，20万族人被俘，乌桓族从此一蹶不振，其遗民仍居旧地，隋时称奚。契丹则源出鲜卑，与奚人同在西拉木伦河逐水草游牧，被汉人统称为“西蕃”。唐末，在耶律阿保机领导下，契丹崛起，雄霸东北。不幸的是，首先被其当作为“俘户”（奴隶）踩到脚下的，就是同根同种的奚族人。

妫水河一直流淌到今天。解放初，政府在下游修建了水库，当年奚族人逃亡营地就都变成了湖底。不过，河边那座卧牛山还在，山上的长城虽已衰败成残墙断垣，但它一定还记得当年奚人的琴声是多么哀婉、凄切。大迁徙只是延缓了奚人的厄运，至五代时期，东西两部奚族先后被穷追不舍的契丹人的铁蹄踩在脚下，但那悲伤的琴声却一直绵延不绝。它像风一样在妫州大地久久地回旋荡漾，而后飘向萧萧易水、滔滔黄河。16世纪时，这声音传到了日本。这个后来把自己变成强盗的异族竟也发出了“其音最悲哀者”的感叹。

“奚琴本出奚人乐，奚人弹之双泪落。”没有和平，没有家乡，没有旷野中忧伤的牧歌，也没有醉酒后放纵的哀号。只有二胡，二胡承载了奚族人生的全部艰辛与沉重。奚人的命运是灰暗的。有这样色调的民族在中国历史的画卷上并非仅此一笔，但因为二胡，这一笔便显得格外凝重和苍凉。

被抓走的20万奚族先民全都成了曹操的炮灰。在诸葛军师精心策划的那场大火中，除了几个命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同一天遇难。这一天之后，史籍中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只是那场大火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不消说，那一天也是诸葛亮最开心的一天。可是，20万芸芸众生真的就那么死得其所吗？

暮色重重的大地上，除了孤雁，谁在为他们嘤嘤而泣？除了牧马，还有谁在悲鸣？听啊！那如泣如述的二胡琴声响起来了！

奚琴是何时由何人带进皇宫的？这一点怕是永远都难以说清了。我们只知道，北宋时奚琴已被列入宫廷燕部乐器。

在二胡漫长的生命旅途中，皇宫是其磨练性格的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二胡进行精神自我提升的必要场所。正是在这里它才有机会与上流社会中那些中国文化精神真谛的追求者们相亲近，进行彼此间心灵的对话。杯盏交错间，由俘户奚人演奏的奚琴曲，本是契丹首领为宴席凑趣的，却把个大唐使臣欧阳修听得泪流满面，那透过泪水传递过来的是太多的人文情怀，从此之后，在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境中，那琴声再也抹不掉了。

任酒肉穿肠而过，在尘世的缠扰中，把一颗自为的心灵埋首于琴道，好让那孤独地浮游于人世间的灵思有所依托。于是才有了“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的清雅，才有了竹林里的狂歌豪饮、空瓶磊落。临绝顶“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谷鸣应”，玄鹤随乐声舒翼而舞，白云从西起，大风至而雨随之……多么酣畅舒展的生命形态，生要把人羡慕出毛病来，如若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名字不用，非要伪托于稽康，把奚琴改称为稽琴？我猜想，这样的事怕是只有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宫廷音乐家才想得出、做得到。

有人说，音乐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髓。这话自然不错。不过别忘了这句话下面的注脚：事实是，在中国的古代音乐文化史上，这一精髓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是一群被当作音乐奴隶的人——宫廷乐工。

历代文献中，乐工绝少被正史专门提及，即便是野史杂记往往也是一笔带过。不过，我们还是从历史长河的点滴笔墨中清晰地窥到，当年的音乐奴隶们曾与命运勇敢地抗争过。一分傲气，两分佞骨，三分狂野，在他们独特的生命轨迹上，分明留下了带有跳跃性的曲线：

李延年，西汉大音乐家。早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因其妹得幸于上，延年得以官拜“协律都尉，二千石印绶……出入骄恣。”

郑中丞，唐代教坊乐人，善琵琶。不知何故竟敢触犯皇上，结果不但被下令勒死，尸体也给扔到了河里喂鱼。

唐时还有位姓辛的乐工。安分守巳，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只因为被皇上瞪了一眼，就给活活吓死了。这可能是音乐家中死得最窝囊的一个了。

在布满荆棘的人世间，稽琴却气定神闲地向前行走着，每一步都是那么从容不迫。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那份孤傲与悲凉，已被深埋在心底，它看上去神情旷达，举止优雅，语气清新而柔美，嗓音略带伤感却又不失圆润。虽然也曾大难临头，死神也曾于骤然之间“啪”的一声冲到它面前，它却毫无惧色。因为它自信：即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这世道也已足够———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