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华书局，我总有一种亲切感。这不光是因为这里有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和朋友，也由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少书籍引导我走上了文史研究工作的道路。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所读的“国文”和地理课本，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那时我的成绩，以“国文”为较好，也许正由于此，我才报考了中文系。到我年龄稍大，懂得自己去阅读一些书籍时，遇到疑难问题，总不免去查工具书。这时我渐渐地感觉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比当时另一些同类的工具书为优越。因为它比较详备而且对辞语、典故的解释都注明出处，对读者有很大帮助。我的一些师长，也都推崇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当时有不少长辈都认为年轻人如有志于文史研究，应该从《四部备要》中的各种书籍入手。正由于此，我当时很想有一部《四部备要》。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并没有能购置此书。但当时我上图书馆看书，一般都借阅《备要》本，因为《备要》所收各书，一般都用清代著名学者的校注本。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书帮助我初入文史研究之门。
解放以后，我考上北大，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由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所以经常阅读的书大部分为古籍，而那时的古籍，主要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以后我所常读的书，绝大部分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至于我和中华书局的联系，则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才密切起来的。那时中华书局有许多我素来钦慕的师友，如杨伯峻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北大任教，住在健斋。我当时也在健斋居住，经常向杨先生请教，得到不少教益。周振甫先生的论著我读过不少，对他学问的渊博十分景仰，后来由于先师余冠英先生请周先生主持文学所研究生的答辩，才得聆听周先生的教诲。同辈中傅璇琮兄和程毅中兄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在北大时就很熟。我从事十六国和北朝文学的研究，曾得到傅先生的帮助。那是1979年，文学所古代室正酝酿着文学史的编著工作，我觉得南北朝一代的文学史，历来一些文学史著作都只讲南朝，不讲北朝，似乎总是个缺憾。于是我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准备从搜集史料着手。第一步就是对十六国时代的文人情况进行钩稽，于是就草拟了《十六国文学家考略》的初稿，当时我很想把这篇拙文发表，听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意见，但那种性质的文章，在当时一些刊物上很难采用。正好有一天，我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当时在王府井大街）去看书，恰巧那天傅先生也在那里看书。傅先生叫我给《文史》写稿，我就把自己的计划和傅先生谈了，得到他的支持，我就回家对初稿进行修改、加工，投寄《文史》。后来在《文史》第23和24辑上发表。这篇拙文我曾作为申请研究员职称和博导资格的论文，得到院内专家的肯定。但当初要是没有傅先生的鼓励，我是没有信心去写这种不大受人注意的课题的。后来我又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鲍照一些作品及晋代某些作家事迹的考证。这些拙文后来都收入我的第一个集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是中华书局在1986年出版的。那时中华书局的惯例，一般是只出版著名学者的文集，而论我的学力和资历显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经过傅璇琮兄和许逸民兄等研究，打破了这个惯例。此书的出版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对中古文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信心。正是这样，我又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后来我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文学史论文续集》也是请傅兄赐序。
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出版后，中华书局又组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其中先秦至隋部分，就是由已故的沈玉成兄和我执笔的。在这同时，我们还负责编写《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南北朝文学史》，在那部文学史中，我们作了许多脚注，对文学史上一些问题进行考订，这些考订都是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至隋部分）》和有关的考证为基础的。《南北朝文学史》出版后，得到不少好评。这部文学史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中华书局的辞典工作基础上获得的。
回顾我近20年来所写的论文和专著，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华书局的刊物上发表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拙文的发表，都经过中华书局许多编审和编辑的细心审阅，提出宝贵的意见，对我帮助极大。不论是前几年还是最近，也不论《文史》、《文史知识》、《书品》和《中华活页文选》的各位先生都曾给予我不少帮助，他们的精心审阅，使我一些文章的质量有很大提高。我和许多从事文史研究的同行普遍认为：中华书局的学风笃实谨严，出版的书刊质量高，把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出版，最为放心。中华的同仁还把这种优良学风，带给了别的单位。我曾经在南方某大学参加研究生的答辩，会下就有同志告诉我：某老师在中华书局工作过，在学风上特别扎实。这种赞扬绝非虚誉，在我和中华书局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我近年来取得的一些成果，有许多是和中华书局诸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值此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之际，我谨以芜词聊表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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