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的去世对于中国文化学所造成的损失同样不可低估。民俗学与文化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可谓联袂并进，同放异彩。而且先生晚年对于文化研究着力颇多，且多有创获，其中关于文化分层理论的研究值得我们珍视。
关于中国文化的分层，国内外一些学者一般多主两层次说，即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而钟敬文于1997年6月在《致“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讨论会”的贺信》（《随笔》，1998年第1期）中提出了文化三层次说。他认为，文化应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由于三种文化“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大群体中”，因此它们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文化三层次的构成形态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而且“直到现代还存有它的一定遗迹”。钟敬文虽没有说明三层文化结构形成的确切年代，但从他对中层文化的界定来看，不能不是传统社会的后期，即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所处的那个前近代时期。钟敬文又为三层文化说划定了下限，即现代以前。事实上，也只有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才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城市社会与市民文化。
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也为钟先生提供了佐证。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转引宋代学者罗从彦的一段话，用以说明朝廷教化、士人品操与民间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罗从彦和顾炎武虽然是从另一个视角——即从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精英意识的视角，把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主流文化）、表率层的士人文化（相当于中层文化）和被教化的民俗文化（即民间文化）；同时，顾、罗二人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界定为自上而下的促动关系，而不是双向交流的互动关系，但三层文化的基本架构应当说没有本质的差别。钟先生的细微之处还在于，他又将士人文化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层的精英文化与下层的贫寒知识分子的文化。
应当说，关于文化分层的问题，有一个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构成机制的理解在其中。不论是作为文化传统这种不断发展的“流”，还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这个“源”，都与文化自身的构成因素及其运作机制直接相关。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文化的三层次说，它既关注于已成的传统文化，还注重于文化传统逐步形成的动态过程。钟先生立足于本土文化，把一个特定的中层文化给凸显出来，从而揭示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具体的互动关系。尽管钟先生没有就中层文化本身再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抑或是界定出与“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的“中层传统”（中介性的传统）来，但就命题的提出而言，即具有了原创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先生的文化三层次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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