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三卷本《中华农器图谱》以图片结合文字说明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国上万年间有代表性的农业器具及其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生产器具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说，其理由有二：一是该书为第一部涵盖自古至今的农器著作；其二是开创了记述近现代农器的先河。
中国古代农具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青铜农具是古代农具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青铜农具研究自然成为古代农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青铜农具的使用状况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言而喻，青铜农具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青铜冶铸技术产生以后才出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我国青铜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此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距今4000年前青铜冶铸技术基本形成，从而进入到青铜时代。但是，在中原地区青铜农具直到距今3500年前后才出现，其实物例证是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二里岗期的铜以及铸造铜的陶范。进入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青铜农具迅速趋于消失。
根据考古发现并进行综合研究，我认为，商周时期存在着青铜农具的制作和使用，但青铜农具并不发达，在商代和西周并没有大量使用，更没有取代石器、骨器、蚌器等非金属农具。因为考古发现的青铜农具与其他类别的青铜器具相比，无论其种类、数量还是出土地点都非常之少，而农业是当时最大的生产部门，农具的社会保有量应当是相当大的。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中，犁、镰、可以看做是专门的农具，但为数较多的钁、铲、锸、耒、耜等实际上是土作工具。这些土作工具用于农业耕作自然是农具，但它们更常用于筑城、建房、挖掘窖穴和墓坑等土建作业，因此不宜把它们一概视为农具。另外，就考古发现的青铜农具实物来说，根据其形制结构特点及其出土状况分析，其中有些是用于农业耕作的实用器，但也有不少属于礼仪用器。迄今所知，考古出土的商代西周时期的青铜钁、铲、锸、耒、耜、犁、锄、镰、铚等总计不过100余件，但同时期的非金属同类器具则数以千计。商代西周时期的确存在着青铜农具，但并没有普遍使用，更没有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青铜农具只是到了春秋时期才获得一定发展，但很快便同各种非金属农具一起被铁农具取而代之。正如恩格斯所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
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青铜文明高度繁荣而青铜农具却并不发达呢？这里有着政治、经济、资源、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铜、锡、铅本身资源稀少，由于青铜冶铸技术复杂，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当时的统治者所尊崇的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因此，青铜作为当时的贵重原材料，在生产量有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需要用它铸造用于祭祀的礼乐器具、用于军事的兵器以及与统治者生活直接相关的车马器等器具，但不会用它来大量制造农具。当时的统治者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加大劳动力投入、增加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途径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往往不是首先或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而是首先和主要应用于手工业生产和土木建筑，尤其是在先进生产工具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生产工具的变革和技术的革新，往往首先从手工业生产工具开始，然后才向农业生产工具领域扩展。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生产工具中，无论种类还是数量，手工业工具都数倍于农具，便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实际上，青铜时代青铜器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使用青铜手工工具提高各种非金属农具的制作效率的途径来实现的。另外，青铜农具的是否发达，还与该地青铜资源的多寡等有关。我国商周时期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其青铜农具的制作和使用比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明显发达。这种地域差异，与南方地区青铜资源丰富、是当时主要的青铜产地有直接关系，同时与不同地区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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