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布罗厄斯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物理系，20世纪60年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商用电子扫描显微镜，是20世纪后半叶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子仪器之一。之后进入IBM工作20年，获“IBM名士”头衔，成为全公司3万余名工程师及科学家中贡献最突出的40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到剑桥。1996年就任校长，成为剑桥第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校长。2002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记者：剑桥先后共产生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大学近年来也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以提倡原创性，注重基础研究。您对于中国大学的这种努力有何建议？
布罗厄斯：剑桥关于诺贝尔奖的记录相当傲人，但实事求是地说，在诺贝尔奖最初设立的1901年，当时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世界上寥若晨星，而剑桥在当时处于特别强势的地位。诺贝尔奖委员会特别强调对于人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因此，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应该是很有时效性、有显著效益的。对于中国大学来说，首先要找到那些最有才能的研究人员，然后保证他们得到足够的支持。
记者：原创性、基础性研究追求诺贝尔奖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和非功利性的精神，而大学在学科设置、科研投入上经常更注重其实用性，在二者之间应如何取舍如何平衡？
布罗厄斯：要给出一个定量的、有比较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倾向性都重要，二者又非常密切地相互关联。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如电力、电子、蒸汽机、抗生素，大多与剑桥相关，而这些发明都是偶然发生的，它们在诞生时并未呈现出即时的实用性，发明者也不是有意为之。基础研究在进行时并不具有功利的目的，但是明智的研究者往往时刻关注着那些可能引致实际应用的想法。在与有经验的企业家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能认识到哪些独创性的研究所具有的应用性。
记者：剑桥大学的科技园区30多年来致力于将大学科研与企业相结合，被称为“剑桥现象”或“剑桥奇迹”，人们往往将之与“硅谷”相提并论。中国的某些地区或大学也在建设自己的科技园区，您认为剑桥哪些经验最有价值？
布罗厄斯：世人所知的剑桥的科技园是由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建立的，是英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科技园。剑桥的特色之一是赋予个体以学术自由，使他们能够去追求自我的理念、思想，并保留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正因为如此，才促进了剑桥现象的发展。剑桥的经验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对于新兴企业的支持；在剑桥存在一些小规模的机构，它能提供法律、财务方面的咨询与帮助，这促进了小企业的成长。今天，剑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并专门建立了剑桥创业中心。
记者：剑桥在筹资方面经验丰富，与大企业和著名企业家关系密切。中国的大学目前也开始面临筹资问题，逐步与大企业建立联系。在此过程中如何保持大学的风格和学术的独立性？
布罗厄斯：在学术界的自我独立和保持商业性捐赠者的兴趣之间保持平衡是微妙和棘手的。我不能说剑桥或其他英国著名大学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绝好的平衡，那些商业性的捐赠者的希望是明显的和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看到投资得到回报。捐赠者过多的干预会妨碍学术研究的独创性和灵感。研究者的自由思索精神和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捐赠来源的多样性。
记者：70年前游学剑桥的著名诗人徐志摩让中国人了解了美丽的剑桥和康河。英国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出自剑桥。现在人们提起剑桥，更多的是它在高科技方面作出的贡献。作为偏重理科的大学，剑桥如何秉承传统，发扬人文精神？
布罗厄斯：在剑桥的历史上，剑桥在艺术和人文方面的成就和它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一样多。著名诗人徐志摩所秉承的是弥尔顿、华兹华斯等剑桥著名的毕业生所建立的悠久传统。剑桥的河滨风景是石头、河水、野草和树木的完美结合，这打动了所有拜谒过她的人。这也许就是那些剑桥诗人和哲学家汲取灵感的源泉。除了自然风景带来的灵感，我认为剑桥还具有结构上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以学院文化为主的校园文化，机会丰富，富于竞争性。在今天这个纷繁喧嚣的世界，人文科学和艺术在延续文明、抚慰文明以及挑战功利主义价值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剑桥大学最近建立了一个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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