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同志任南京大学校长与名誉校长，自1963年起，前后有30多年，今将我所知道的若干事略作介绍，寄托我怀念老校长的一份心意。
我自1959年起由研究生改为助教，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自80年代后期起又帮助老校长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因此一直称他为匡校长。这时他年岁大了，大家都称他为匡老，我却仍不改旧习。但他最希望人家称他为同志，这是参加革命70多年长期培养而成的一种习惯。
他来南大时，3年困难时期刚过，学校里仍困难重重。教学用房困难，教师住房困难；比其他学校少评了一次职称，好多本该升为讲师的年轻教师仍为助教，而且据说南大教师的工资也比其他学校要低一级，这又必然会给南大师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增加负担。匡校长到校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问题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着手解决。1964年，补评了一次职称，百余名助教升为讲师，从而与其他学校拉平了差距。
匡校长还抓紧解决住房问题，在高教部的支持下，兴建了面积较大的教学大楼，以及几幢学生宿舍，并在校园内铺设柏油马路。
“文化大革命”陡起，康生代表“中央文革”首先点他的名，匡校长一家随之陷入深渊。那些所谓造反派的残暴出人想象，真可说是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录。一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翻来覆去地去“抄家”，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一家人困居在阴暗的地下室里，长达数年。我们教师常说，如果不是他胸怀坦荡，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
“文革”中期，造反派忙于内讧，无力再去看管“牛鬼蛇神”。“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便把匡校长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但资料室负责人也不敢安排他工作，于是他就抓紧时间学英语，因这时他还没资格多读革命书籍。
尽管他在“文革”中受到这么多不公正待遇，但我从未听他发过一句牢骚，发过什么怨言。有位教师参加过审查他的专案组，在他复职后，颇感不安，还曾有调走的想法，但后来听到匡校长毫无追究过去的表示，也就安下心来了。匡校长的这种作风，也使大家深感钦佩。
“文革”结束，匡校长历经磨难后终告复职。这时的南大是一片残破景象，于是他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建立规章制度，并为“文革”中被定性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文革”之前，他曾把化学系一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树为标兵，因而遭到过重大灾难，认为这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突出事例。经过“文革”之后，他更加深了对人才问题的认识，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培养人才和搜罗人才。这里就有好些生动感人的事例。
就中文系而言，今天能够发展到这地步，都与他不避风险，大力吸引人才有关。
匡校长商请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出任“文革”后第一届中文系主任。白尘先生党龄长，享有副部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由中央组织部立案审查，当时还未作结论。这时请他出山，风险很大，但匡校长以事业为重，迎着风险上，特地请他从北京来南京就职。
程千帆先生在某大学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一直遭到打击和迫害，后且被勒令“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被“下放”到街道上。1978年时，有人向我校中文系推荐，系里立即向匡校长汇报，匡校长经过调查，得知千帆先生确有真才实学，立即批示吸收，并命后勤部门申报户口，安排房子接待。当时该大学中还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张月超先生，得知千帆先生要回母校工作（千帆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与中央大学合并，改名南京大学），要求一起回来。月超先生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匡校长从他原来的老师处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一起接受。这件事情，办得极为干净利落，可见匡校长办事之果断。
程、张二先生一到我系，马上面临一个待遇问题，财务处要发工资了，究竟照哪一级的职称计算？因为程千帆先生等在错划右派之后，工资大大降低，仅够糊口而已，后虽为之摘帽，但工资一直没有恢复。南大党委决定，每人先按月暂发150元，但财务处仍感为难，此款不知从哪一项名目下支出？匡校长表示：从哪里支出我不管，但每月必须先把这笔钱发下去，财务处也就照办。
当年旧历年底，中央下达甄别错划右派的决定，匡校长立即打电话给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朱家维，要他立即赴程、张原任职的大学办平反手续。时届春节前夕，考虑到去也找不到人，于是改于次年初八前去。之前匡校长已让校办买好了两张飞机票，朱家维与保卫处一干部赶到该校，校方表示，程千帆平反之事不能考虑。磋商多时无效，朱家维等只能返回。匡校长乃将此事告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由他写信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峰出面干预，千帆先生之事圆满解决。
（作者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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