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起赵修复教授，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们都知道赵教授是建立武夷山保护区的倡议人，但对赵教授与武夷山保护区有着一生的不解情缘，却知之甚少。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赵先生在当时内迁在邵武的协和大学生物系任助教时，即到当时属邵武县管辖的保护区内的大竹岚采集昆虫标本。当时邵武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先生不顾个人危险，毅然选择作传播鼠疫的跳蚤调查，并发表了《闽江流域跳蚤之研究》等三篇论文，发现了三个新种。从此，先生开始了长达一个甲子的昆虫分类研究，终于成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昆虫学家，也和武夷山大竹岚这个“昆虫世界”结下了终生无法割舍的情谊。
大竹岚素有“蛇的王国”、“昆虫世界”的称誉，是世界闻名的昆虫模式标本的产地，在这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发现的昆虫新种高达800种，为世所罕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竹岚与区内另外一个著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挂墩一带遭受严重破坏。赵先生对大竹岚、挂墩的命运极为关心。1978年的秋天，赵先生根据福建林学院教师们的建议，向省领导写了《关于建立大竹岚和挂墩自然保护区的意见》，要求中央和省里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把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挂墩一带和建阳县（今建阳市）的大竹岚作为自然保护区封禁起来，为后代保留一块极为难得的生物资源调查研究基地。《光明日报》驻福建记者站记者白京兆，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把赵教授的紧急呼吁写成《保护闻名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的内参，登在197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社编印的《情况反映》上。内参送到邓小平同志的案头，22日得到小平同志“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的亲笔批示。时过4个多月，1979年4月，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同年7月3日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重点保护区。武夷山这座世所瞩目的生物宝库得以保存下来了。赵先生为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这样以非常的手段和不同寻常的速度建立的武夷山保护区，在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史上是仅有的特例。科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这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武夷山保护区建立以后，赵修复教授更加热情地关心着保护区的建设。在省科委组织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10年综合科学考察中，赵教授除积极组织和参加昆虫学科的考察外，还投入极大的精力主持《武夷科学》学报的编辑工作，把学报办成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园地，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与赞扬。
保护区10年综合科考结束后，赵先生年事已高，未再履足保护区，但也一直关心着武夷山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1999年，为纪念武夷山保护区成立20周年，保护区管理局决定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杂志上出一期专辑，赵先生自然是我们所要采访的重点对象。春节刚过，通过赵先生的学生宋晓川的安排，我陪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杂志的主编韩念勇先生拜访了赵先生。先生当时正在住院，但仍然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先生十分深情地谈起大竹岚、挂墩，回忆起倡议建立保护区的有关情况，思维十分活跃，论述精辟有力，让人忘记了这是位久病的老者。宋晓川同志把先生这次的谈话整理、补充成一篇人物专访。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1999年第2期的《“点水翁”话说武夷》。“点水翁”是赵先生的自诩，先生的专项是研究蜻蜓，即取“蜻蜓点水”之意。这一称谓，既有自谦，还包含着学习蜻蜓把卵产在水中这种献身精神之意。
我是在综合科考结束后调到保护区工作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然而未曾料到，这竟成了我们保护区同志与赵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差堪告慰赵先生的是，在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的重视支持下，在省林业厅的直接领导下，经过20年的建设，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跻身于我国自然保护区前列，成为我国仅有的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双遗产保留地的保护区，在资源保护、科技工作、社区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尝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武夷山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现达96.3％，林木蓄积量比建区初增长了22.4％，珍稀动植物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武夷山保护区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福建生态省的建设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1999年底，武夷山保护区受到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的联合表彰，被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集体，2000年初，又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在赵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武夷山保护区的人们十分怀念他，决心牢记先生的嘱咐，按照党中央建设秀美山川的要求，与时俱进，进一步把武夷山保护区发展建设好，决心把保护区建设成“资源保护完好、生态环境优美、科研水平先进、社区经济发展、生态旅游兴旺、职工素质优良”的我国生态保护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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