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要做的不光是关注

敬一丹

记者：你在不同栏目组任主持人时，都策划主持过有关教育的节目，包括早年经济节目中的《一丹话题》。“五一”节又看到你在山区学校的采访。这种教育情结在加深你对基础教育的哪些思考？

敬一丹：这种由问题、由忧虑产生的情结我宁可没有。我们这一行经常会目睹生活的巨大反差，以至于需要有较强的平衡能力才能适应过来。

你看到的是我们在贵州桐梓县的采访，在那里我们接触了新老教师、一大群孩子和其中的三个孩子的家庭。一个叫卢友顺的15岁孩子是我在看学生作文时注意到的。他写道，“妈妈给我寄来毛衣，问我穿着是不是合适”，我感到奇怪，妈妈难道不和孩子在一起吗？原来这孩子的父母在他13岁时就双双出去打工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孩子真的是独自一个人生活，而且是边上学，边种地，做农活的动作极熟练，“别人家怎么种地我就怎么种”，他说。这学期他母亲给他寄了100元钱，交学费用去81元，剩下的是半年的零花钱。那天我们跟着他回家单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

村子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很多，一个老师说，大约一个教学班上有一半。卢友顺不过是被我们碰巧遇到的。这位老师教的那个村子一些劳动现场多半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不知有多少人会想到，流动人口这个庞大人群在动态地影响着城市的同时，他们留在乡间、留在大山某个角落里的孩子。远离父母对他们的身心发育会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还有一类孩子跟着父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很难进普通学校，在棚户区上的打工子弟校由于种种不合法三天两头被清查清理，有的孩子甚至会目睹推倒学校这一幕。我常想，这在他们的小小心灵中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那些在菜筐边、垃圾车旁的孩子在用什么样的眼睛看待周围这个世界？这还让我联想到一些城市雕塑和灯箱被毁坏的报道，那种破坏是带有敌意的，行为后果并非能够“利己”，那只是一种发泄。所以对这部分人口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社会心理不该忽略，对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也应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数以千万计、万万计，而且他们的孩子会很快长大。

记者：尽管还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普九”任务的初步完成证明了教育的发展，你怎样体会这些进步和变化？

敬一丹：尽管巩固普九成果的任务还很重，但是我还是在采访中感受到了社会进步对边远地区的影响。我问村里的孩子为什么上学？回答多是为了有文化将来出去打工。我觉得这些也表现着某种观念进步。由于进城打工者所传递的新鲜信息，使整个山村都在把眼界挪到大山之外。我们与村民交谈，他们大都局促不安，不知说什么好，但有一个小青年，穿着很城市化，说话大大方方，他在外打工5年了，在这里他或许也是一种成功的榜样。山村的这种变化，是农村教育背景的变化，我们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背景。

90年代初，我在大别山采访时，突然看到这样一条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当时只觉得心被猛烈的撞击了一下，后来这成了一句深入人心的流行口号。这次我在桐梓又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依法入学是青少年的权利”。我在这条标语前站了很久，如果说十多年前大别山那条标语较多传达了一种情感的话，这条标语更多表现的则是一种理性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如果农村的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有这种法制意识，国家在经济上能保障每个学生实现这种权利，国家就有希望了。尽管他们生在大山的角落，这个权利是平等的。

记者：师资和经费投入最能体现这种力量。能再谈谈这两方面的变化吗？

敬一丹：我们还采访了一个叫戚谊的只有几十天教龄的美术教师、班主任，她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教态、眼神都特别“标准”。虽然她教的是色彩最为丰富的美术课，但她说上课的时候，只能提一支笔的要求，因为全班40多个孩子只有六七个人有彩笔。教画画使她离学生很近，她说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干裂的手，每天放学他们都要去打猪草。她不知道她在这里的路有多长，但她爱这里的孩子和她的工作。

山村里难留素质较高的教师是当校长最着急的事，现在也不同了。戚谊刚参加工作就拿全额工资，每月600多块钱，比镇长的工资还有保障。教师的地位即使在这样不发达的地方还是提高了。

这次我们带去了要为山里的学校安装远程教学设备的消息，教师们的反应也极不一样。新教师戚谊高兴得跳起来；另一个代课教师马上反应到自己会不会因此被淘汰；教龄20多年的一位校长也在思考，今后是否能胜任工作。教师的待遇也在变，观念也在变。

记者：义务教育法赋予少年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你认为在贫困地区如何保证这种基本教育权利的实现？

敬一丹：实现这种权利，靠多种力量，公众关注会产生力量，慈善之举也会产生力量，但最持久、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来自国家。国家的行为具有刚性，具有力度，是其他力量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