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学校园，男女生同窗苦读已视若寻常；但就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大学是不准男女同校的。而在全国首开“女禁”的勇士就是我国著名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生于1891年，少年时就曾誓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1910年秋，他从汇文书院直接升入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文科就读。读书期间，他学习勤奋，刻苦钻研，国文、英文、法文等诸科成绩门门优秀，是金陵园出类拔萃的人物。1913年2月，在陶行知的据理力争下，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正式出版。素以文笔优美、隽秀犀利著称的陶行知代表编辑部同仁撰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稍后，他即被公推为《金陵光》中文主笔。在后两年读书期间，陶行知在其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才名远播学界。1914年，他以全校文科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并向陶行知颁授文凭的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在后来的诗作中，动情地赞颂他是“秀绝金陵第一声”。
1917年秋，留美三年的陶行知回国，受聘于南京大学前身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育学”“教育统计”等课程，并于1919年10月正式就职教务主任。任职期间，素有“老虎教务长”之称的陶行知屡有创新，建树甚多，尤其是上任后的几把火烧得虎虎有生气，受到了师生的一致赞许。上任伊始，陶行知发觉旧日课程总表不够科学，如有临时调课，不免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他运用统计学原理，科学地制定了新的总课程表，组织甚是严密，对临时调课，既迅速又方便，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难题。只此一举，就令全校上下对这位年轻的教务主任刮目相看。之后，各校纷纷效行，排课新法遂为全国所采用。
“五四”之前，“教授法”在国内极为时髦。陶行知看到学校里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只是贩卖些知识给学生，“就认定有改革必要”。于是在1918年南高师一次校务会议上便大胆提出要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但学监主任陈容等人认为此举纯属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陶行知据理力争：“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而教的法子也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就是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即要教学合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辩论，提案仍未获通过。陶行知没有灰心，他奋笔疾书，在《新教育》上接连发表了《教学合一等》多篇文章，竭力提倡教育改革。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反对者亦无暇坚持，这位“老虎教务长”就毅然把南高师的“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很快，“教学法”之说很快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并非“授”与“学”一字之争，而实质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
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南高师还在招生方面做了改革，规定报考南高师的学生，除笔试外，还得经过五分钟的口试，作为录取的一项成绩。面试时，陶行知都要坐在台下听考生的回答。这在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我国，也是一个创举。至于陶行知首倡招收女生的这把“大火”，更是烧红了半边天，从而使南高师成为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学的高等学府，亦使8位女生成为南高师首开“女禁”的受惠者。陶行知在大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同时，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以达到推行平民教育的目的。1921年3月，经过积极筹备，他在玄武湖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推行平民教育的试验基地——昆明学校（初级小学，因玄武湖曾名昆明池而得名），一来可以普及湖民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二来可作为东大教育系本科生实施乡村教育之所。学校的教职员均由教育系师生兼任，实行义务授课。学校初办时有36名学生入学，三年后增至59人。陶行知往来于东南大学和昆明学校之间，带领同仁、弟子进行乡村教育的试验。昆明学校的开办也为他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即今天的晓庄学校积累了经验，准备了骨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在南高师和东大的教育工作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对社会教育的极大热忱都无愧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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