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其范型来自于西方哲学。正因为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有没有中国哲学、如何界定中国哲学以及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等问题的困扰。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到牟宗三等学术前辈，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成立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参照西方哲学中寻求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重要课题。
应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几代人在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一方面，在参照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挖掘中国哲学的文化资源，建构中国哲学体系，使中国哲学在学科上得以建立。例如，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有冯友兰“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写出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有张岱年基于“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的认识，以“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部分为主要内容而写出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大纲》。由于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哲学史编撰“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胡适语），因此，最早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大都学贯中西。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在其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色彩。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与新实在论，贺麟的新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金岳霖的知识论与西方哲学认识论、逻辑学，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与康德哲学，等等。从思潮上看，德国古典哲学、意志主义与生命哲学、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曾经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建设。
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工作者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通，通过对“哲学”概念的重新诠释，努力突破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唯一形态和标准，为突显中国哲学的特质，使中国哲学在学理上得以成立作出了贡献。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一哲学定义，显然更为照顾中国传统思想的特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也曾指出：“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也按照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通行体例安排内容，却相当照顾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如用“本根论”、“大化论”分别代替“本体论”和“宇宙论”，在人生论部分考察了“天人关系论”等等。此外，如冯友兰人生四境界说与“负的方法”的提出；贺麟对传统“知行合一”的新论，对直觉认识的解析；汤用彤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同情理解，对玄学本体论的辨释；牟宗三对“实践的形上学”意义的阐明而与西方“思辨的形上学”划界，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物质的探求和挖掘。
中国哲学研究近一个世纪来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远非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其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参照西方哲学与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相对独立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因学科建设的紧迫而对吸收西方哲学以重建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检讨；各种哲学体系的建设，在具体哲学问题的抉发上有深刻之见，但整体上受各自背后支撑体系的西方哲学流派观点的局限；教科书式的哲学史的写作，套用西方哲学体系或范畴的痕迹明显等等。当然，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孤立于世界哲学发展之外，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那样只会使中国哲学成为一种知识的回忆，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事实上，借鉴西方哲学有时也能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例如了解一点海德格尔哲学，有助于加深体悟老庄的道论；了解一点胡塞尔现象学，也有助于对佛教唯识学的理解，等等。但借鉴吸收西方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不是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轨道，不是把西方哲学的范畴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哲学，更不是用西方哲学来肢解中国哲学，“而是假借西方哲学来锤炼及强化中国哲学”（成中英语）。因此，中国哲学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突显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把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通过对传统思想的重新诠释和现代转化，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总之，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应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已经具备了能够与西方哲学开展更为全面交流的条件，也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发掘并展示中国哲学独特问题与方法、价值及意义的基础。让我们以更广阔的文化胸襟、更开阔的哲学视野，融会中西，在参照西方哲学的同时为推动中国哲学的相对独立发展而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