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萌芽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及汉中期以前的政治舞台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自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渐趋轻滥，到东汉以后趋于衰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来龙去脉，甚至有人把它与西周的五等爵制混为一谈。尽管《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先秦、秦汉的古籍中对军功爵制也有所记载，然而对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及其发展、演变却无法知其全貌和细节。今幸赖秦汉简牍的发现，才解决了军功爵制研究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于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兴起和盛行的新爵制，学术界命名不一。有的称为“二十等爵制”，有的称为“赐爵制”。以上两说各有所据，如军功爵就有二十个等级，称之为“二十等爵制”似无不可，但从发展角度考察又不很准确。以秦为例，在商鞅变法时只有十七级爵，至于山东六国其爵级有多少，则无法考知。然而最明显的一个史实是，在战国七雄没有称王以前，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建立侯爵。秦的二十等爵制乃是在秦称王之后或在秦始皇时期建立起来的。关于“赐爵制”的称谓，从秦汉所颁布的赐爵诏令的史实来说，也未为不可。但赐爵诏令多指赐民爵八级，而对于侯爵，一般称之为“封侯”，较少用“赐”字。现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的二十等爵“皆秦制，以赏军功”，笔者认为亦可以定名为“军功爵制”。《居延新简》的出版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该书第559页收录一条简文：“颇有军功爵者后减。”这段简文残缺过甚，其意难明，惟“军功爵”三字赫然在目，这一最原始资料证明，在汉代确已称之为“军功爵”。
关于军功爵的颁赐程序，在历史文献中扑朔迷离，无法辨识，而《商君书·境内》所讲的“劳爵”、“盈论”、“赏爵”等词的含义和关系也不甚明晰。但《云梦秦墓竹简·军爵律》中有一段文字，可解此谜。文曰：“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废，耐迁其后，及废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废迁者，予赐。”以上这段文字说的就是赐爵程序的三个步骤。其意为：凡是从军的人，都根据他的功劳（军功）大小，经过评议（含查证、落实），颁赐不同的爵位和田宅。某人应得到爵位，但还没有正式拜爵就死去了，以后发现他有罪，他的功罪应依法转给他的后人，由于他还没有拜爵，所以他的后人就得不到爵位和赏赐。如果已经拜爵而没有得到赏赐，他的后人还可以得赐。
在颁赐军功爵程序的三个步骤中，劳（军功、劳绩）是决定条件，论（评议、核实、查证）是必经程序。经过评议论证所报军功属实，就要给予赏赐，即赐给几级军功爵和若干田宅。《商君书·境内》还告诉我们，赐是由军队决定的，但赏赐的田宅是由获赐者的家乡落实。即由军队向获爵者的家乡县政府发出通报，由其家乡政府根据决定赐给田宅，并把获爵者的爵位登记在户籍上，赐爵的程序才算结束。县政府接到军队的通报，三日内不通知获爵者的家属，对主管人要处以耐刑。
在两汉的赐爵诏令中，经常看到赐民爵一级、二级或三级的记载，有的皇帝在位期间，赐爵几次至十几次。对于这些赐爵是单记还是累计，前次赐爵与以后的赐爵有无联系，史书记载不清，难于妄测，而居延汉简为解决这一难题也打开了方便之门。有关这类简文很多，今仅举一典型例证以说明问题。“公乘邺池阳解清，老故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酉令，赐爵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一二六·一○乙壹壹捌版）这段简文有爵位、县里、姓名、年寿状况及从小到老的赐爵次数和日期。据日本学者西定一先生考证，丁未、丁未、丙辰……是受爵的干支记日日期，并考证出最后一次赐爵日期为元康四年三月丁巳（三十日），然后又推算出前六次的受爵日期。第一次在昭帝元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二次在昭帝元凤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三次在昭帝本始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四次在宣帝元康元年五月一日；五次在元康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六次在元康三年二月十日（核对史书宣帝地节三年四月戊申，因立皇太子“赐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此简文未载，说明解清不是长子，故未受爵）。以上简文说明，赐爵是累计的，如第一次赐爵一级为公士，第二次赐爵一级即为上造（原无爵者仍为公士），第三次赐爵一级就是簪袅，以下依此类推。赐爵累计超过八级公乘的，就将超过的赐爵转给兄弟子侄，这反映了赐爵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也反映军功爵制的阶级实质，按规定，老百姓是得不到公乘以上的高爵的。
研究秦汉史的人都知道秦人重爵，有爵就有官，其实这是指秦国初建爵制时的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特别是到了秦的晚期，情况就大有不同。1979年至1980年间，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出土18件瓦文，其中有12件瓦文记载着有爵位的人已沦为居赀。兹举三例如下：其一，“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其二，“博昌居赀用里不更余”；其三，“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三例中的东武、博昌、杨民是地名，上造、不更、公士是爵位，庆忌、余、契必是人名，居赀是他们当时共有的身份。对于居赀这一特定身份，有的学者认为是刑徒，这是误解。因为有爵者可以以爵抵罪、减刑，如果一旦被判刑，其爵位就一定被取消，因此不会出现带有爵位头衔的刑徒。其实居赀就是以劳役抵还官债的人。瓦文的时间上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限为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这就是说在秦朝末年，一些有低级爵位的人，已贫困到因还不起官债而被迫以劳役抵债的地步。有一个情况必须说明，瓦文中居赀的籍贯都在关东，是秦统一前山东六国的人。也可能关中原秦国的属民，其有爵位的人的处境会好一些。从山东六国有爵位者沦为居赀情况说明，秦对原山东六国人民剥削、搜刮是十分残酷的，也说明军功爵制从秦末开始就已出现轻滥的迹象。
“士伍”在秦汉军功爵制盛行时，是对某种人的专称。但“士伍”究竟是指那一种人，学术界分歧很大，归纳起来约有四种解释：一指原有爵位，因罪而被夺爵的人；二是从第一种意见演化出来的，认为“士伍”是刑罚名称；三是指无爵位的士兵；四指无爵位的男子。《睡虎地秦墓竹简》记有非常多的“士伍”资料，给我们解决士伍身份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归纳起来秦简士伍共有五种类型。一为有奴隶、有资产的士伍；二为告子不孝的士伍；三为逃亡的士伍；四为参过军的士伍；五为转为盗贼的士伍。对以上五种士伍进行综合分析，就可说明士伍并不单指原有爵位、因罪而夺爵的人，更不是刑罚的名称。士伍的真正身份，是指居住在里伍之中，没有官职、爵位，在户籍上有名的成年男子，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指达到服役年龄以上、没有官爵的男性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