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自古以农业立国，因此农具种类之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罕有其俦。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迅速推进，许多农具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了保存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国农业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中华农器图谱》。该书以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向世界展现了我国数千年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农器，为世人探讨中华物质文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直观素材，因此可谓功德无量之举。这里仅就书中所收录的两种农具——曲辕犁和铁搭，简单谈谈农具的发明和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国的曲辕犁出现于唐代，其代表是发明于唐代后期江南（即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江东犁。这种耕犁非常先进，在世界农业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到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农具——铁搭，它在明代中期后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耕具。因此，可以说这两种耕具都属于过去两千年中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然而，以往学界对于这两种发明的评价却天差地别。江东犁一向受到高度评价，而铁搭则备受轻视。前者的出现被视为“中古经济革命”（或曰唐宋变革）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而后者的广泛使用却被当作“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阶段”（或曰明清停滞）时期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乃至衰落的重要证据。而事实上，铁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江东犁，其对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甚至更大。
从技术层面说，江东犁确实非常先进，但就江南大部分地区而言，它显然不很适合这里特定的水田生产条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这么大的犁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等部件）。再次，正如农史学家陈恒力、游修龄所指出的那样，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而在粘重的水田中深耕，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效果并不理想。正因如此，宋代以后江南使用的耕犁虽然在原理上与江东犁一脉相承，但在形制上有颇大差别，实际上是受到江东犁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新耕犁。从此意义上说，江东犁的出现确实开辟了曲辕犁使用的新时代。
铁搭，又名带齿钁，是一种用人力耕地的工具。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二齿钁，汉代又出现了三齿钁，但是后世江南所用的四齿钁却出现较晚。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与后世铁搭形状相似的四齿钁，到了北宋才出现于扬州一带。不过，从现有记载来看，一直到明代中期，铁搭的使用才普遍起来。这种铁搭“制如锄而四齿”，结构简单，但却很适于在黏重的水田中翻地。用铁搭翻地，可翻得很深，工作质量明显优于耕犁。
曲辕犁和铁搭这两种明清江南主要使用的耕具，在优劣方面可以说各有千秋。曲辕犁的优点是工作效率高，“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但如前所述，在粘重的水田中翻地，牛耕的工作质量不理想。同时，养牛费用很高，即如明末宋应星所言，“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因此大多数农户不能养牛。与此相反，铁搭的工作效率大大低于牛犁，翻地大约“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铁搭耕翻效率比牛犁低得多，但是耕翻质量较高，而且购买和维修铁搭不需花费多少钱，农民人人都可以配备。
这两种耕具，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何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二者的缺点，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明代中期，江南农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法，把这两种农具配合使用，从而尽取其长而避其短。这种方法首先见于正德《松江府志》卷七俗业，该志说当时松江的农民整地，通常是“牛犁之后，复以刀耕，制如锄而四齿，俗呼为铁搭，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牛”。到了清初，江南学者陆世仪说：“今江南农家犁则有之，未见用耙。……农家种稻，耕犁之后，先放水浸田，然后集众用铁搭土块，谓之摊，亦谓之削，亦谓之落别（江南呼土地为别），用力颇众”。由此可知明清江南农民采取的办法是无牛农民向有牛农民借牛耕耙，而有牛农民则招无牛农民使用铁搭为之摊田。这样一来，牛犁的使用就大大突破了一家一户现有耕地的局限，而牛耕的弊端也可以通过使用铁搭摊田而得以克服，因此，这是一种非常聪明和经济的方法，体现了一种技术进步的新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