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邓广铭、柴德赓、启功、赵光贤、史念海、周祖谟、陈述、单士元、方国瑜、齐思和、刘乃和、翁独健、邵循正、蔡尚思、韩儒林、姚从吾、牟润孙、史树青、郭预衡、来新夏……这一长串名字，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因为他们都是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然而谁能想到，这些文史英才当初都是在其老师陈垣的指引下，才步入文史殿堂的。这可称得上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奇迹的出现决非偶然，笔者以为这与陈垣先生注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分不开，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首创一门学科——史源学，首开一门课——史源学实习。
什么是史源学？简而言之，史源学就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并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可以说，史源学是他在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创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为了传授史源学之精神，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这门课的讲授方法是：其一，选定教材。他认为最好是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全祖望的《鲒亭集》等。其理由一是名作可使学生从中得到更大教益；二是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寻考其史源，如能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会大大激发起他们研究的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信心，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其二，寻考史源。陈垣每次上课，都要从所选定的名著中抽出一二篇，交学生“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他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陈垣认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也无由知其致误之原。”如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中，陈垣通过“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让学生从六个方面举例说明之：“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每因果倒置。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可以想象，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回答出这六个问题，就必须自己动手找资料、翻目录，独立思考，追根溯源，分析考证，这对学生提高读史和科研能力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可见，“史源学实习”课是一门启发思维，锻炼动手能力，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严谨学风的课程。由此不难推断，陈垣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功底扎实、学问高深的文史英才了。
陈垣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因此在治史中对史实史料的来龙去脉认真搜寻考证是十分必要的。唯其如此，治史者必须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捱得住寒窗岁月，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才行。二、历史科学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但应该明确：翔实、精确、可靠的史料史实是理论抽象的基础，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三、培养人才重在培养能力和端正学风，“史源学实习”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此。
然而，近些年来，史学界急功近利、浮躁空疏的不良学风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有的不下功夫读原文原作，仅满足于二手、三手资料，拾人牙慧，走所谓“捷径”；有的不认真寻考史实史料来源，未得真凭实据，就忙于出成果，忙于“填补空白”，忙于争当“第一”，忙于抢占“前沿”；有的则以观点先行，用主观臆断代替论从史出，甚至没有起码的真实可靠史料，就急不可待地要为某历史人物、某历史事件翻案，就大言不惭要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等等。这种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确实让人心忧，也促人警惕。四十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他规定凡大学生毕业到研究所，得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发表文章。如今规定硕士研究生三年中如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就不能毕业。孰是孰非，且待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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