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要庆90大寿了，屈指一算，我和中华书局发生联系竟有80多年。1919年，在保定读小学，所用的课本就是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学校新国文教科书》，开头几课的课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边是图，一边是字。到自己能够看故事书时，最喜欢看的是中华书局发行黎锦晖编的《小朋友》，一周一期，每期不误。黎锦晖是位音乐家，他编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儿童歌剧，都在《小朋友》上连载发表。到中学时，这些歌剧常常上演，我是琴师，每次都随场伴奏。大学毕业后，在中学讲授国文和历史、地理，一部分教材选自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古代史组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整理古籍的呼声响起，具体事务由中华书局总管，发出拟定整理的名单，其中有历代纪事本末一项，历史系古代史组的同志们看中了宋、元、明三部纪事本末，由我代表全组和中华书局联系，赵守俨接待了我，经说明点校的原则计划要点后，当即拍板决定，这三部书归我们做。那时流行办“红专大学”，其实就是培训班的性质，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为图书馆、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从业人员讲授古籍常识，采用我在学校的《历史要籍介绍》讲稿为教材，油印成册。有几位中华书局的同志参加“红大”，他们拿的教材，被总经理金灿然看到了，他肯定了这部教材，后来和我会面时，表示希望能整理好，由中华书局印行。十年动乱过后，此稿改定为《史部要籍解题》正式与世人见面，可惜已无法与灿然同志见面了！在点校古籍和整理讲稿时，我还做着《廿二史札记校证》。1966年中，《宋史纪事本末》将发稿排版，其他工作也顺利进行，忽然急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从事的工作都是属于“四旧”一类的，自然见不得天日，于是早日收起来，避免了回禄之灾。中华书局也闹起了革命，改名为中国文化出版社，“文革”前本已组织力量点校二十四史，运动一来，工作暂停，后来奉到指示，要继续这项工作。我被调来参加点校《宋史》，同组调来的有邓广铭、陈乐素、高亨等先生，加上书局原来以徐调孚为首的文学组。过了一年左右，点校工作被“四人帮”把持，《宋史》组迁到上海去做，书稿全带去，后来书印成时，在北京这阶段的工作，埋没不提，参加工作的人成为“无名英雄”了。现在邓、陈、高、徐等几位先生已先后作古，今日思之，弥觉惘然！
那时中华书局设在翠微路一座大楼中，从各单位调来的人住在西北面一座宿舍楼中。有一天回宿舍时，几个孩子拦住楼门跳猴皮筋，唐长孺先生走在前面，要小孩子让开路，其中一个孩子瞪了唐先生一眼，说：“你又放毒呀！”“文化大革命”的“功效”，果然“立竿见影”了。
当时运动虽然闹得轰轰烈烈，资料室的书，在内部还可以照常借阅，我便借来，在晚上看。在那个动乱的时期中，我倒有机会看了一些在外间不易看到的书，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十年动乱过去后，《宋史纪事本末》首先印成出版，当时一切工作强调集体，这书虽然主要是我做的，只能说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过了一年多，《元史纪事本末》成书，允许在《前言》中集体组织的名下，加上个人的姓名，这也表明了一种事情发展的轨迹。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编写和点校的书，陆续由中华书局印行：1981年11月，出版了《史部要籍解题》，到现在已经印了三版。1984年1月，出版了《廿二史札记校证》，2001年11月再版时，增加了《订补》。1986年2月，出版了编校的《戴名世集》。1995年11月，出版了点校的《通志二十略》。1997年8月出版了《曙庵文史杂著》。1997年9月，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纲要》，2000年12月再版。正在印刷中有二种，都是与他人合作的，一是编校的《戴名世遗文集》，一是点校的《国语集解》，不久就可与读者见面了。单篇短文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刊物《文史》、《文史知识》、《书品》等，不下数十篇。我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中华书局的支持，将是不可想象的，用一句旧话来说，总算是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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