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秋之际，我到东总布胡同十号中华书局访问程毅中（仲弘）学长。经仲弘介绍，陆续与中华各部门及其人员有了或多或少的业务联系，至今成了中华的老熟人，屈指四十二载矣！
1961年，大约在国庆后不久，仲弘通知，说金灿然先生要在星期天约见我，地点在金先生府上。届时，仲弘率我前往。只见是一处平房小院，花木扶疏。金先生在客厅接见。他劈头问我对郑振铎学术的评价。我安敢妄议前贤，嗫嗫嚅嚅，说不出来。他为我解围，说了他的看法，大致是，郑先生的学术，既博且精，应学习郑先生贯穿中外文史，打通图书、文物、考古的精神与作法。我说心向往之，于今做不到。他说今日图书、文物大部归公，考古工作如日方升，远非解放前可比。我说，这对专业工作者有利，一般人限于条件与时间，仍然难以做到。他说，达不到郑先生的水平，当个小杂家也不错的。会见至此结束。从此我再也没有晋谒金先生的机会。那时我正值而立之年。
这次晋见，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从此，我立志朝向“当个小杂家也不错”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中华通过仲弘，派活给我。到1965年夏季为止，活计大致可分：一种是古籍校点，例如：徐铉的《稽神录》，晋见后几天就交下来，我体会有业务审核之意。此书在36年之后得以出版，金先生墓木拱矣，不胜泫然！接着，《晚清文学丛钞》之中的小说类的标点任务就下来了。另一种是翻书，参与找李白、杜甫资料，后来结集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的两种出版。记得《全唐诗》是我翻阅的。再一种是派我写《知识丛书》中的一本，乃是“世说新语”。初稿由王瑶（昭琛）老师审核，打回来叫大修。时已近“文革”，自知无望，弃置箧中。“文革”时此稿抄走，下落不明。只余附录一种，“文革”后家事扰人，意兴落寞，剩稿由知交李昭时整理，交中华《文史》第七辑刊出。还有一种差事，即对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动态作些报道。从此与主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俞筱尧老哥建立了联系，至今不断线。
我在1959～1965年之间与中华的关系大略如上。不难看出，其中隐隐有金先生衣被后学的影响在，也有如仲弘学长等提携的力量在。重要的更在于，经过金先生指路，中华从工作中培养，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一面”之关系大矣！
“文革”羯鼓声高，和弦音寂。1972年左右，长沙不久留才子，中华群公自咸宁干校陆续北还。蛰伏的我又给中华———还有《文物》杂志——打杂啦。约1975年，邓公复出，知识分子又有复苏之感。忽一日，中华召集20余位中青年人，在新址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二层南头大房间开会。实际主持人是褚斌杰大学长。会上散发一份选题选目，说要出一套“知识丛书”类型的小丛书，让大家自认题目。我极为消极，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将近散会，捧场领任务者寥寥。褚爷有点着急，隔着长桌子远远地冲我一指：“老白，‘敦煌俗文学’这个选题归你写了！”这一指，决定了我后半生业务的努力方向。
不久，“四人帮”倒台，大地复苏。中华可就催稿啦。当时尚在《文物》杂志编辑部的沈玉成见我转磨，就带我去谒见斯学泰斗周绍良先生。从此，我拜周先生为师，学起敦煌学来了。那时，这条道上路静人稀。现在，我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早已居世界前列。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新著如林，读后自惭形秽，自然噤若寒蝉矣。派我写的小册子始终也没写成，愧对中华和程、褚诸学长。
1980年，我正值一生中第二次痛不欲生的危机之中。中华领导和诸位学长似乎也有为我找点转移注意力的排遣方式的想法。适逢其会，李侃总编辑要杨牧之学长办一份刊物，承蒙不弃，首先找到我。我心知其意，虽自知地位和学识更是不能当此重任，但是美意难辞，于是承乏编委，于今20余年矣。我进入中华的又一新天地。《文史知识》的文风要求是深入浅出，说理透豁又得让高中程度以上的老中青读者全能读懂并爱看。在写稿过程中，我力求一以贯之。久而久之，似乎成为一名“社科科普”文章的作者了。《文史知识》把我培养成一个尚能动笔的人。而且，一种杂志铸成一个人的文风，起码是表现在我身上了。
《文史知识》还培养我进入了两门学术领域。一门是对汉化佛教的佛寺、佛像、法器服饰等方面的介绍性阐释。我师从周绍良先生，以近水楼台之便，得以经常出入庙门，就近研究。另一门呢，原来中央电视台想办一台新春大联欢晚会，张复华与我计议，搞春节迎春征联。我建议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合办。我虽在高中时期因系支撑门户的长男，有时参加红白事活动，需要拿着“对联宝典”之类书籍硬凑几副联语，解放后早已不玩这一套啦。此次重拾旧业，在刘叶秋先生、吴小如老师和仲弘学长的指导下，逐渐有点摸门儿。后来，居然在中华出了一部校点本《楹联丛话》。再后来，竟然在上海辞书出版杜出了两种书。中华的一种杂志培养一名作者在一种学术方面作出点成绩，也体现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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