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虽历尽曲折而生生不息，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她能不断“日新”，与时俱进，在不断的变革中迈向新生。这一优良传统在近代中华民族面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时，再次得到强化和提升。近代先驱者把创造“日新”提升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大声疾呼守旧将亡国，创新能强种，大力号召国人锐意求新。
一近代先驱者以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和世界各民族兴衰存亡的史鉴说明创造、创新、革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盛衰的极端重要性，并引经据典，对中华元典中的“日新”观念和西方近代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被誉为近代启蒙思想“前驱先路”的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诅咒摧折人的创造精神的封建文化和连“才偷”、“才盗”都见不到的平庸时代，提出“自我”是创造历史主体的理论。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造人，我分别造伦经。”他号召人们不受拘束地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去从事创造活动，只要一个人有所发明有所创新，即使是范金、抟垸、削楮、揉革、造木几的普通劳动者也堪称“豪杰”。此后，近代哲人们不断呼唤创造、创新精神。唐才常撰写了《尊新》，提出不仅要“新其政”、“新其法”，还要“新其民”、“新其学”，开民智“必自尊新始”。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也提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开国”，主张以创新的精神“立国新世”。孙中山“性慕新奇”，因而更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五四启蒙思想家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精神定位为创造。胡适指出，新文化运动就是“再造文明”。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陈独秀把社会进步的本质归结为创新，而李大钊则把创造视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强调文明的人要做环境的主人，“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
近代先驱者认为，不断进行工艺创新、体制创新、学术创新和其他创新，是遵循新陈代谢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洪仁指出：“夫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根据“物必改而更新”之理推而及于社会领域，“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人也要“力求自新，转以新民”。陈独秀则指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生斯也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由此便可推断出人们只能遵循新陈代谢的宇宙法则，以创新为天职，才能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否则必遭淘汰。
近代哲人还反复以天下兴亡大势说明一个民族必须坚持创新方能立足于世的道理。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指出，欧洲强国富强十倍于我，遂以横行大地，“深考其由，则以诸欧政治学艺，竞尚日新”。谭嗣同也提到：“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古今多少兴亡事在一次次地验证着守旧亡国、创新强种的结论。先哲们殷切期盼国人能以史为鉴，励志创新。
近代哲人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继承了“日新”、“革新”的观念，弘扬“日新”、“革新”之旨，提倡与时俱进，除旧立新。梁启超曾自号“中国之新民”，系取自古义。1883年孙中山17岁在香港拔萃书屋上学时，取号“日新”，显然取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之义，后来的“逸仙”即为“日新”谐音转成。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谭嗣同的《仁学》、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等文，均对中华元典中的日新又新、革故鼎新之旨作了引述、诠释和发挥。他们或以《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申发工艺创新、科技创新；或以《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周易》的“穷变通久”、“汤武革命”等思想言说变法革命、体制创新；或以《大学》的“作新民”倡导观念变革、文化创新等。“日新”、“革新”观念在近代条件下的复活、转换与提升，本身即是中华民族创新传统的重要表现。
二近代先驱者的创新意识除了上述对创新意义的认识外，还有以下重要内容。
第一，对于创新之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在当时，人们对创造、创新的理解并不一致，比较肤浅的认识是把“新”和“西洋文化”等同起来，把“创新”同彻底抛弃旧学、舍己从人、吸收西学等同起来。如汪叔潜在《新旧问题》一文中说：“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当时以“中国西学第一人”闻名的严复曾经批评过“乃谓旧者既废矣，何若恝弃一切，以趋于时”的轻漂、浮躁态度。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讲演里也批评“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五四启蒙思想家开始把创新同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创新等同于引进“西洋文化”。
第二，对于创新途径的探索与体认。比较经典的说法有二：一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的“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一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与“吾独见而获创者”。我们不妨将近代先驱者提到的创新途径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或者说是元典精神的近代重铸。所谓“以复古为解放”、“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严复）等说法均指此。二是“取材异域”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所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拿来主义”等说法即此之谓。三是中西汇通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以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等说法，都是在强调中西汇通，综合创新。
第三，强调各个领域都要创新，要进行各种类型的创新。近代先进中国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使国家、民族、社会出现新气象，因此有非常强烈的求新愿望。近代初期，举国求新不够而守旧有余。洋务运动时期，求新主要是指“器新”。到戊戌维新时期已呈现出一切求新的趋势。康有为上折建议奖励“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导以日新”，以形成“日事新法，日发新议”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维新派突破了洋务运动“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的模式，即不仅器是新的好，人也是新的好，从而提出了新民、新人、新民德，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潮。到了五四时代，崇新趋新求新的潮流更呈强势。李大钊号召青年们“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明确倡导在各个领域进行创新。从大的方面讲，那个时候先进分子所讲的创新包括“革心”与“革新”，即树立新观念与创建新社会两种基本类型。
第四，对旧与新、破旧与立新关系的梳理与阐释。他们认识到：创新必须“冲决网罗”，破坏偶像，“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突破旧观念、旧教条；创新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必然对旧文化有所承传，“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新与旧是相对的，如老树新芽、古井新泉“旧也不得不谓之新”（《释新民之义》），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新的很快会变成旧的，故永远需要“淬沥其所本有而新之”，永远需要创新；新旧可以兼容，可以“并存同进”，我们“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坚信新故相除是必然趋势，“旧者万不能常存，终必为新者所战胜”。
三近代先驱者不仅呼唤创新，而且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中身体力行，取得了可喜的创新成果。这些新成果以近代新儒学、三民主义、激进民主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
康有为的新儒学较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他曾说：“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即打破常规，冲破俗见，进行创造性活动。他采用“六经注我”的创造性方式，重新诠释儒学，如他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不惜“强孔子以从己”的成果，孔子被打扮成了争取民主的改革家。梁启超赞誉其师的“托古改制”，认为其“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鲜明地表现为中西汇通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他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他在“因袭”与“规抚”的基础上“融贯”中西，在“融贯”中创新，寓创新于“融贯”，务求有“创获而独见”。三民主义就是“融贯”中西、综合创新的产物：民族主义“融贯”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族类民族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融贯”了传统民本思想主义与西方民主学说、议会政治；民生主义“融贯”了传统农民平均主义与亨利·乔治、约翰·穆勒以及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最典型的莫过于“五权分立”学说，它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又采择了考试、监察“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
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激进民主主义则突出地反映了“取材异域”的创新思维取向。陈独秀明确表示，只有德、赛两位洋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提倡民主与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鲁迅指出不应害怕吸取外来文化，而应放胆地、大度地吸收，“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近代先驱者对创新的呼唤和实践，再次表明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这种灵魂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灵魂。这一灵魂还将继续导引中华民族不断奋进，开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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