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国内两所重点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相继向社会发布减招本科生的消息。武汉大学本科生招生由去年的8000人减少到今年的7000人。复旦大学也大幅缩减其招生规模，仅在上海的招生人数就减少了341人。此外，其他重点高校如北大、清华、浙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等也都在招生的规模上有所缩减或控制。
有关数据显示，2002年高招270万人，比去年增加10％，在年招生规模、在校生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三个方面依旧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在高校纷纷扩招的大环境里，这些重点高校为何减招？据武汉大学招生处负责人汪一帆介绍，减招是为了控制本科生的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使学校向着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复旦大学也称，减招是按照“控制规模、取消专科、压缩高职”的原则进行的，是为了适应该校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需要。
研究性大学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杨德广认为，研究型大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研究生总量占学生总量的30％；二是学校有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名师和大师；三是科研经费充足。国家投资与科研经费的比率应该是1：1。2001年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与会代表们也一致认为，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与本科生数量之比不应该低于1：3，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科学研究的人才资源。
可以认为，各重点高校减招本科生，扩招研究生，是为了首先从本研数量结构上保证学校向研究型大学转轨。杨德广说：“武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减招，可以看作是重点高校向研究型大学转轨的信号。”他认为，重点院校减招本科生，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做法值得鼓励和提倡。
研究型大学既是国家重要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基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智力库”和“推动器”。以美国为例，当前美国的技术与知识进步方面约占生产力提高因素的80％，高于欧洲发达国家，而美国的科技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改善，研究型大学功不可没。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是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重点高校纷纷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向研究型大学转轨是必经之路。目前在我国，一个多样化的教育格局正在形成。一位高教博士撰文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正在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结构，塔基和塔身是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而塔尖则是研究型大学。
此外，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对我国参与世界竞争意义重大。当我们盘点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时，其结构却是失衡的，当前两种人才极为匮乏：一是应用型技术人才，一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科研人才。这两种人才的培养，前者靠普通高校创办的大专、高职、中专或职高，而后者，则要靠国家重点投资的高校。但是，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近几年扩招中我国高校学生总数净增370万，生师比高达18：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24：1，高于通行标准15：1，全国高校共缺失教师10万人。杨德广认为这些缺少的教师只能由研究型大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充任。
以往，我们要求每一所高校在尽可能地培养各层次的人才的同时，还要出科研成果。实质上这就要求教师们教学与科研并重。显然，对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教师而言，这种担子过重了。杨德广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我国的高校能有所侧重，即研究型大学承担起高精尖科技项目的研究，实现国家重大科技目标，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而普通高校则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上下功夫，向教学型大学发展。由此，高等教育不但不被削弱，相反将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
杨德广说：“无论是从师资力量、科研经费和实验设施上，重点高校都比一般院校的条件优越，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重点院校责无旁贷。”他认为：重点大学与其与一般院校争生源，不如利用自己的优势，向研究型大学发展，这才是重点高校的理智定位。
今夏的高校招生有扩有减正符合这样的发展态势。重点高校开始意识到自身特殊的社会职责：把主要精力放在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学上，大规模培养参与世界科技经济竞争的一流人才。
由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公布的2002年度中国研究型大学名单中囊括了77所高校。对此，杨德广提醒说，依我国经济实力而言，我国只要有20－30所研究型大学即可，重点高校在向研究型转轨方面决不能一哄而上。美国有可供借鉴的经验：2000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调查，美国现有高等院校3856所，其中125所属于研究型大学，约占高校总数的3％。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大科研”，即大笔资金的投入，大量精英人才的团队合作。这就要求在现阶段我国教育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将宝贵的资金集中投入到最有可能获得产出的高校。杨德广认为，在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上，决不能洒胡椒面，分散有限的财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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