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王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37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他主持研制的成果引起了我国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电与光”的技术革命，拥有9项国内外专利。现为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等。
记者： 很少有人会像您那样，在人生面临的每一次重要关口都能做出成功的抉择。能否回顾一下在学习阶段，什么样的教育给了您有准备的头脑？
王选： 非常幸运的是我能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在中学和大学都碰到了一批优秀的老师。我在北大读书时，有一个风气很盛行，就是由水平最高的老师教基础课，特别是教一年级。教我们数学分析的是后来当选学部委员的程民德先生；教代数的是才华出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先生；教解析几何的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江泽涵教授。不仅任科教师水平高，辅导课教师也非常出众，如数学分析辅导教师吴文达80年代就是北京市科委委员、北京市计算中心的主任。我还听过周培源先生教的力学课。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和在关键时刻能想得比别人早一点有很大的关系。我曾谈到过自己很多的不足，但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一些远见和洞察力。有了远见，就不会受潮流的影响，不急功近利。
记者： 这种远见和洞察力是否由学习能力决定的？是教育过程中培养的吗？
王选： 我想不是光在课堂上就能培养的。我在大学二年级选择了计算数学，是因为当时非常兴奋地从读报当中判断这门学科的发展前景，我想恰恰因为这项技术不成熟，而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后来我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走两者结合的道路，也不是在课堂上决定的。1961年毕业后，我决定训练自己的英文听力，这个决断使我在毕业后能大量阅读原文文献，英美科学家的知识背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另一个原因是毕业后三年里我有机会参与大型计算机的设计、调试，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几年跌打滚爬的实践和读英文受到的启发，使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尽管1975年我决定搞激光照排、从事印刷业，是当时许多同行看不起的。后来我选择走科研成果商品化道路，坚持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让创新的成果实现产业化，而这是在80年代末才得到承认、成为主流方向的。有了远见，就不会被暂时的发表论文、评职称左右。
因而就我个人来说，远见和洞察力主要是靠大量的工作实践、大量的阅读文献、加上经常的思考获得的，也与坚实的基础课训练给予我的学习能力有关。
记者： 你被认为是人文底蕴深厚的科学家，请现身说法谈谈人文知识对于“跨领域”研究的意义。
王选： 我喜欢历史，上小学时就开始看“三国”、“西游”、各种“武侠”，什么都看，有的武侠书一看100多本。对历史的偏好也影响了我对京剧的喜爱，这种喜爱还多多少少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比如京戏讲“一招鲜”，要有一、两出绝招，给我的启发是我们搞科研、搞商品经济也必须有“撒手锏”或“一招鲜”。
理科学生学一些文科知识是很重要的，当代学科都是互相交叉的。过去一些老先生，像冯友兰、钱钟书、王力、季羡林等等，都是中国国学的底子很深厚，同时出国留学，学贯中西，取得成就也高于他们的前辈。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没有“跨领域”研究就没有创新，多方面的、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这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也得到了证明。
记者： 你曾说有科学家头脑的管理人才最难得。这类人才应如何提前培养和塑造？除了读MBA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王选： 中国当前最需要三类人，一类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能够冲刺诺贝尔奖的一批科学家；第二是能够有重大技术创新、同时能形成产业，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应用技术方面的科学家；第三种人就是最稀缺的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他们与科学家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所谓“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是说企业家、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者最好要有点技术背景，或者懂得重视科技人员的意见。台湾宏总裁施振荣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和我交谈，说他手下的部门主管都有点技术背景，否则就容易做出不明智的判断。也有些出色的企业家技术背景并不强，但由于对市场十分敏锐，同时重视搜集科技人员的意见，也是很好的帅才。
高新技术企业家的培养可能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理工科出身的人，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工作实践之后，再学点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读MBA。光有MBA是不够的，我想有了实践背景以后再来学MBA收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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