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与中华书局已有了整整40年的交情。1962年11月在济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金灿然同志特意找到了我，对我说：“你那篇《论桑弘羊》的文章，郭（沫若）老曾经看过，他对桑弘羊这个历史人物很有兴趣，我们希望你能在原文的基础上再充实加工，写成一本书，列入中华书局的历史知识读物。”当时，我虽然深感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有限，但一则面对前辈学者的重视和鼓励，二则过去我对这个题目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才敢于承担这个任务。之后不久，我便和中华书局签了合同。同时还签订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约稿合同。其时我还只是史学队伍里初出茅庐的小兵，金老竟亲自当面向我约稿，自然会产生一种知遇之感。第二年，我便完成了《桑弘羊》的初稿，寄给中华书局。隔了一年，初稿寄回来修改。我检查了一下，除了边页上写的铅笔字和各种符号不算，单是粘在书稿里面的宽窄不等的大小纸条就有80余条，每条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都是有关修改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编辑这种认真负责、严肃不苟的工作态度，使我非常感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年审阅这部书稿的人是李赓序同志。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部不过五六万字的书稿竟然经历了一段极其曲折漫长的道路。此后不久，我就参加了“四清”运动，接着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改稿工作只好暂时放到一边。1974年夏，中华书局又特地派冯惠民来济南跟我商讨这部书稿的修改问题，但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结果不了了之。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研究领域，这部书稿在我手中竟成了“鸡肋”似的东西。可惜的是，不仅我为它消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徒劳无功；而且有负于金灿然对我的关心和期望，有负于李赓序在其中倾注的心血。两位同志已先后作古，每念及此，不胜惭愧唏嘘。基于这种心情，在冯惠民一再鼓励和帮助下，我才决心抽出时间来把这部书稿重改一遍。在修改过程中虽然注意参考吸收了前些年史学界有关桑弘羊研究的成果，但在1983年出版后仍发现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只能把这本小书权作为对朋友的永久纪念吧！另一部书稿《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也与本书遭受类似的命运，直至“文革”结束后，责任编辑魏连科告知我，原稿不幸在动乱中遗失，但这本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全套书中的第一部，为求完璧，希望我克服困难再重新编一本书。面对劫后余烬，我只好将箱底残存的资料卡片重新整理编排成书，交书局于1982年出版。遗憾的是稿中随时加上的大量编者按语（多属史实考证和心得札记）却难以一一弥补了。
1993年末，总编辑李侃先后两次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写一本《班固评传》。接到来信，我曾犹豫很久。一是因为过去限于条件，对《汉书》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二是当时我的研究工作已转向其他领域，再加上出书时间紧迫，完成任务的确有相当困难。因此在回信中婉言谢绝了约稿。不料刚过新年没有几天，李侃又写来一信，谓“大函拜悉，知台端偶得小恙，想已康复，仍请悉心疗养，彻底痊愈。《班固评传》可否请阁下自己物色一位助手，或由阁下授意，或口说笔记，总以完成为好。敝意，原书（指《班固与〈汉书〉》）似不必大动，精彩之处，酌予增加，以收锦上添花之效”云云。老朋友再三来信，殷殷嘱托，且大有“非君莫属”之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勉为其难。这本书后来得以出版，可以说完全是李侃等同志极力促成的结果。
中华书局在海内外出版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广大读者公认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精品多，质量高，作者也以在中华书局出书为荣。其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在我和书局40年的交往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中华书局有一批稳定可靠的作者朋友。广交学术界的朋友，这是中华书局从领导到编辑一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面我提到的几位同志，不论是已故去的还是健在的，我们之间在长期交往中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中华书局通过广交朋友，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团结了一大批老年学者，从而扩大和巩固了作者队伍，有利于中华书局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
（二）中华书局有一支严谨敬业、高水平的编辑队伍。他们不仅熟悉编辑业务，而且又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再加上甘为他人作嫁的严谨敬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所以从选题、组稿、审稿、改稿到排版、校对等一系列编辑出版工作都能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保证了书刊的质量，赢得了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拥护和赞扬。
（三）中华书局有一个承前启后连续不断的高素质的领导班子。他们不仅能总揽大局，忠实地贯彻党和国家的编辑出版方针和各项政策，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牢牢把握出版的正确方向；而且能在具体工作中，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与编辑、作者、读者各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等等。“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这是我和中华书局几代领导人接触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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