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近九旬的钱学森同志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他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有关报道，还催着要我们给他买有关的参考书。后来，我们为他找来几本有关读物。耄耋之年的钱学森同志便倚靠床头，认真学习和思考，并不时向我们谈他学习的体会。2000年12月11日他89岁生日这一天，他向我们作了比较集中的一次谈话。
钱老说，今天是我89岁生日。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因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在当今时代，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光懂政治不行，一定要懂一些科学，要坚持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我们党历来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同时又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做好领导工作的知识水平。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是既注重政治又注重科学的，能够把科学与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得他们应付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十分高明。
我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有过接触。毛主席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一项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梦想。当年我在美国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立即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后来遇到曲折，直到1955年才得以实现。回国后我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老人家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
工程上的实际问题总是复杂的、多因素的。我们那时做研究工作，计算手段很有限。遇到这种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怎么办？就得设法加以简化。这就要求对问题有深刻理解，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只要主要矛盾抓对了，你的简化就是合理的，其结果工程上就能用。这不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道理吗？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学问，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原来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说毛主席很伟大。当然，那个时代，科学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
我同邓小平同志也有过接触。我们当年搞“两弹”，邓小平同志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听我们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他对知识分子是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贡献就更大了。
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了前人，是大胆的创新。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他的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很大作用。邓小平同志强调，选接班人不仅要注重政治素质，而且要注意到科学素质。我看邓小平的一大功劳就是选江泽民同志成为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江泽民总书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不能死抱住过去的教条不放，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实践加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创新，也就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这个提法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日益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看看今天的世界，哪一个国家有中国发展得这么好！
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会影响中国今后长期的发展。我正在认真学习，因为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做不到与时俱进了。
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做到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今天，中国和世界发展这么快，什么信息时代呀！计算机、互联网呀！生物工程呀！基因库呀！经济全球化呀！世贸组织呀！等等，那真是一日千里，不学习怎么能行？怎么能做到与时俱进？世界在快速前进，不学习，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落伍。一个人掉队还关系不大，一个国家要落后了，那就意味着要被动挨打，受人欺辱，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中国近代史上这种教训还不深刻吗？过去我讲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故事。老亨利·福特原来只是个心灵手巧的工匠，他创建了福特汽车公司。由于他有眼光，一方面采用当时先进的流水线作业，另一方面又请了一位懂管理的专家来当经理，搞市场预测和建立销售网，结果使福特汽车公司发展成一个“汽车王国”。但到了晚年，由于老福特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思想僵化保守了，结果福特汽车公司几乎被别人挤垮。后来他孙子小福特接班，他有管理知识，懂科学技术，又了解当时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一上来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才把福特汽车公司又振兴起来。一个企业尚且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就更不用说了，道理是一样的。
我说的科学与政治结合，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政治”当然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科学”也不光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等等。过去我提出过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它包括十一个大部门。每一个部门又分三个层次，即基础科学层次、技术科学层次和工程技术层次。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而是十一个大部门、三个层次的体系。每个部门的知识最好都要知道一点，还要懂得辩证法，这样视野才能开阔，看问题才不至于片面、近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所要求的。
我在同江总书记的接触中感到，他科学技术基础好，又兴趣广泛，爱学习，我们每次见面，总少不了讨论科学技术问题。记得1989年他刚到中央工作不久，为“小罗克韦尔奖”之事，他和李鹏同志在中南海接见我。会见前，他花很长时间同我讨论系统工程问题，对这门学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当即将《论系统工程》那本书送给他。他以后的多次讲话，把系统工程中的原理运用得很灵活。后来，大约是1991年有一天，我家的电话机突然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是江总书记打来的。他说：“学森同志，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物理学中有超弦理论、混沌现象等，你能讲讲吗？”我说：“我有篇文章，正好涉及这些问题，呈送您作参考。”后来我把那篇题为《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的论文送给他。这些都是当代物理学中很深奥的理论，而且涉及科学哲学问题。江总书记日理万机，还挤时间学习这些最前沿的物理理论。再一次是1995年元月11日，我把我们几个人用一年时间写成的论文《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送给江总书记。他看了此文后没过几天，于元月29日，轻车简从，一个人来到我家，就文章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同我谈了近3个小时，反映出他对国家发展的长远问题极为关注。就我所知，江总书记同其他很多科学家也经常讨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他还不时把各方面的专家请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同志讲科技、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正是因为江总书记有这么高的科学和政治素养，所以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发展变化结合起来，高度精炼地概括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里面都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
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认为应从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来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它既不是单纯的政治，也不是单纯的科学，而是科学与政治的有机结合、升华的产物。当然，要做到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不容易的，需要有高度的智慧。而“三个代表”正好反映出这种理论概括的智慧。
江总书记是中央军委主席。他为什么能统帅我们全军？我看也是一个科学与政治结合的问题，或者说是科学、政治和军事结合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宗旨。毛主席基于我军的本质，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使我军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江总书记在当今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提出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新战略新战法。他提出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科技强军和质量建设，就是科学与政治结合在军队建设上的创新和发展。既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又强调现代化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而且鉴于人和武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提出了“实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的要求。我看到这个提法以后，想了很久，认为这个提法实在好。人和武器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一直是军事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既不能过分强调人的作用，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又不能过分强调武器装备的作用，陷入唯武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辩证的，但仅至于此并未解决问题。江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这个要求，则点到了问题的要害，既具体指明了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又具有可操作性，对部队的编成训练和装备研制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原则。搞部队编成训练的，要考虑到新型武器装备的特点；而搞武器装备研制的，要着眼于部队操作使用的方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军的战斗力。在一定时期，我们的装备可能不如别人，但我们是人民军队，可以做到思想政治素质高于敌人。在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下，只要实现了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就可以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关键就在于，现有的武器装备和编成训练是否达到了“最佳结合”。
江总书记的这个思想也可以用到军事以外的领域。比如我们今天搞计算机，搞网络化，搞智能化等。无论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再高，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所以在计算机智能化问题上，我提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观点。凡计算机能做的事情，就让机器去做，但创造性思维的工作还得靠人。要把人和计算机看成一个系统，实现“人机结合”，以人为主，优势互补。外国有些人不懂得这个辩证法，总是强调机器，强调计算机的作用，结果花许多钱搞出来的人工智能，其实比人笨得多，我们不能走他那个路子。
2002年5月31日，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看到报纸的报道，年过九旬的钱学森同志又进行了认真学习。他说，江总书记的讲话，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并重点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我体会，江总书记强调了一个“新”字。特别是江总书记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了。钱学森同志表示，总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我还在继续学习，理论界有许多好文章都值得一读，以上说的这些，仅是我现在的一得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