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育摄
《天涯》是我比较喜欢的杂志之一，尤其喜欢它的扉画和配套的微型评论“一图多议”。1999年第1期的扉画，是一件摄影作品：一位农民惬意地躺在谷场上，拿着“随身听”，感受外部世界，没有人知道他“听”到了什么，但他那种自在自得、其乐陶陶的模样，通过摄影机定格成了一个自我构筑的审美现场。与摄影画面相互诠释的，是对中国民间话语“知足常乐”的两段短平快评议。海南梁欣喜先生表示羡慕这位农民的快乐，同时觉得这种快乐有点廉价。上海高闻捷先生以这位农民发自内心的快乐与夜总会大款拉长着的脸相比，读出了物欲社会中快乐的稀缺。
早些年，李运抟先生曾以《知足：破碎的谶语》为题，在《文艺评论》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普通人心态，认为现实越是匮乏，越是容易滋生知足心理。
从“一图多议”到“破碎的谶语”，作为对话中的不同声音和不同的价值预设，构筑了有关“知足常乐”再读解的开放性语境。
我想，如果把“知足常乐”转换为弗洛伊德笔下被压抑的本能和欲望升华———那不也是一个伴随着个体生命始终的、在“知足”与“常乐”之间重建平衡支点的过程吗？个人心理能量的释放，受弗氏所说的“快乐原则”驱使，刺激主观欲望的扩张。阿Q得意的时候，想着“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但无收敛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有限机会之间，只能达到暂时的、相对的和谐，主体也只能得到暂时的满足。而人生在世，却有做不完的玫瑰色的梦。大学时代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一段话记得大意：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终竞慰藉不可得。这就是涌动不息的欲望之潮。
如果把欲望转换为马斯洛论述的个体需求，那么，欲望的满足也就是一种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体需求的最高层次，我却怀疑进入自我实现层次的个人，仍然会受着更高级需求的驱动，仍然需要不断的自我调整。在这方面“知足常乐”的自我调整和心理治疗功能也许被这句民间话语的世俗意义遮盖了。
如果再把欲海难平转换为叔本华的哲学话语，那么，人的意志实现了，便产生满足感；意志受阻，便产生焦虑。人的生命历程中，意志受阻是必然，意志实现却常常有一些偶然的机缘，所以中国古人重视天时、地利、人和。对于不具备超群能力的普通俗民来说，欲望受阻比欲望满足的可能性更大。纵或因为种种的机遇，比较多地实现了个人的欲望，也未必能够确保人生常乐的状态。《红楼梦》中那句人生慨叹，“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说的就是命运的摆布每每让人在乐与不乐之间漂移。即使因为特别的造化，在有限的生命之旅，实现了个人的全部欲望，随之而来的，也将是无所欲的苍白人生、以及再也无所乐的茫然和虚空。
人有欲望，就有追求，并在追求中推动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又在欲望实现和文明进程中付出异化的代价。在“乐”与“不常乐”的生命交响中，走向新的人生驿站。每一次“知足”，都留有“不知足”的遗憾，都面对命运的“下一次”挑战。于是，有限的生命，也就成了直面不完满的现实的未完成的建构，它宿命般地预设了人类无尽的焦虑。
走出焦虑的简单法则，是在“知足”中重建一种自我设定的和谐，以自得其乐作为释放生命能量和收缩个体欲望的调和剂，借此逃离现实的匮乏，保持“常乐”的自我在场姿态。知足常乐于是成为对欲望临界的自我把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有不同的境界。《天涯》那幅摄影中的农民，他的欲望在物质层面较少恶性膨胀；在精神层面也不孤傲，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其乐，对这位农民来说，可能显得过于凄寂。
人，在不知足中绝对地追求，在自得其乐中相对地满足。知足，使得人在自我释放和自我克制之间，砌筑了一个生命安顿的心理平台。在“见好就收”的意义上，提前规避了未知的风险。知足常乐，在相对满足和绝对追求之间，重建了一种平衡。一方面，知足常乐少了些欲而不得的焦躁、少了些由色而空的虚无。比起“无欲”的禁锢，“知足”多了一层人情味；比起“一无所有”的自得与佯狂，“知足常乐”返回了世俗理性。“人心不足蛇吞象”用作欲望无限膨胀的喻象符号，是“知足常乐”的反向修辞设计。不知足的人在各种文本、尤其是民间话语中受尽了命运的捉弄，其实都是在警劝人们：从得陇望蜀的烦恼抽身而出。另一方面，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漫漫长征，驱动力不是知足，而是不知足，后者是对诗意栖居的憧憬，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中永远怀有的美好期盼。
在相对的意义上知足常乐，在绝对的意义上不因为知足而放弃承担、不因为常乐而毁于安乐，如此书写的人生，虽不算亮丽，但普通人却因此而活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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