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大学美丽校园的绿树红花丛中，矗立着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花岗岩雕像，这是西北大学为纪念鲁迅先生来校讲学而修建的。
鲁迅先生一生只来过我国西部一次，这就是1924年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的邀请来西北大学讲学。
1924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办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了京津宁地的一批著名学者来陕讲学，以便为当时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输入新知”。鲁迅当时为教育部佥事，兼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已发表了《呐喊》、《彷徨》等一批名著，在知识界享有盛誉，便在首邀之列。
鲁迅当时正准备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和剧本《杨贵妃》，也想来西安搜集一些资料，并亲身感受一下杨贵妃当年生活过的十三朝古都西安的气象，便欣然应邀。
当年陇海线还未贯通，火车只能到达郑州。鲁迅一行只好从郑州下车搭乘汽车到河南陕县，然后乘船逆黄河、渭水而上到达西安，一路上舟车劳顿，历时八日。
西北大学对这次讲学活动非常重视，组织安排得非常周密，“暑期学校”办得相当成功。西北大学一时张灯结彩，车马盈门。前来讲学的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晨报》记者孙伏园等。演讲者所讲的内容涉及到各个学科、各种观点和派别，对于促进长期落后、闭塞的西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听众除了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及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外，西北大学师生都前往参加，“总计听讲人数约七百左右，致西北大学的校舍不能容纳，许多人只好住到客栈中”。演讲会场有两处，一是校内大礼堂，一是风雨操场，鲁迅的演讲在大礼堂进行。
鲁迅的演讲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总共8天，11次，12小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小说历史之变迁》，分六讲，依次是：从神话到神仙传、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唐之传奇文、宋之人“说话”及其影响、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鲁迅这次来陕用的是周树人的名字，演讲时身穿一件半新的白市布长衫，脚登平底布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的演讲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富有战斗精神，很有感染力，不久就吸引了众多听众，等讲到唐宋以后，大礼堂就座无虚席，不少人不得不站着听讲。
由于演讲引起了社会反响，鲁迅和其他学者还被请到“督署”、“储材馆”、“讲武堂”等处演讲，也算是陕西文化教育界的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但鲁迅并不是谁请都去，他不买官僚和军阀的账，所以当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想请他为其士兵讲一个士兵感兴趣的题目时，他不软不硬地说：“我只会讲小说史！”闹得刘镇华当场下不了台。《新秦日报》报道这件事时因文字中有“兼座怒形于色”之语便被刘停刊数日。
讲学之余，鲁迅还多次去西安易俗社观看了秦腔，并与前来演讲的学者为该社赠送了“古调独弹”的匾额。此外，还参观游览了华清池、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南院门等陕西的名胜古迹和西安市市容，并购买了一批文物碑帖，还专程到南院门阎甘园先生家看画。
鲁迅来西安为《杨贵妃》搜集资料的愿望没有实现。军阀统治下的西安与他想象中的盛唐长安大相径庭。他说：“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以至于“一个字也未完成”。
1924年8月4日，鲁迅一行乘骡车从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登船顺河而下，离开了西安，于12日抵京，完成了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西部之行。
鲁迅的演讲由西大学生记录整理后，交由鲁迅亲笔改定，刊登在西北大学出版部编印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中，1957年由巴金先生刊登在他主编的《收获》杂志创刊号卷首。讲稿《中国小说历史之变迁》虽脱胎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但它钩玄提要，浓缩精华，更为清晰地理出了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脉络，强调了造就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坚持进化、反对复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导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例证，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作品。
此前，诸如“上海滩的教授”们看不上鲁迅翻译和创作的小说，认为鲁迅文墨不深，只会写杂文骂人，这些著作的出版，使这些人无话可说了。
改革开放以后，鲁迅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最有规模和深度的领域之一，西北大学的鲁迅研究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西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在中文系开设了一系列鲁迅研究课程，招收了几十名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出版了《鲁迅在西安》等诸多鲁迅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成为我国鲁迅研究的重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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