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管制期待新突破

普遍服务到了湖南山区，小学生们也用上了电话

张明德（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院长）：由市场决定经营者数量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并非无条件。我国在电信业WTO承诺中没有数量限制，但基础电信业开放有一个过渡期，因而在目前我国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基础电信业的经营者数量可以适当控制，但过渡期后必需且应当取消经营者数量限制。

业务选择是企业应有的基本经营自主权，拓展业务范围是大型企业发展的必须，限制企业业务领域，将人为增加企业的风险。我国对部分企业业务进行限制，是不对称管制的体现，目前不对称管制的条件即竞争格局已变，因此，需要重构不对称管制，取消对企业业务的限制是大势所趋。

张明德：互联互通管制涉及技术和经济两方面，关键是经济利益特别是费用结算之争。应鼓励企业将其作为一项业务看待，尽量由企业自行达成协议，政府应制定指导性原则和方法，并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主导企业是管制重点，但必需确保其基本利益。另外，以成本为基础进行结算是方向，但需逐步推进。

张明德：引入竞争后，传统的依靠主导电信企业内部交叉补贴的普遍服务机制难以为继，重建普遍服务机制是当务之急。普遍服务不仅仅是政府职责，企业也有义务，在实现方式上，要从“暗补”走向“明补”，特别要强调法规到位、资金到位、管理机构到位。

普遍服务基金来自电信业务经营者或社会捐赠，来自经营者数额，根据经营者营业额一定比例计算。基金交由政府授权的中介机构管理，其使用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普遍服务提供者的选择主要采用招标方式，在无企业投标的情况下，指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作为提供者。

陈小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基金可从国有股红利、号码资源使用费、频占费等多渠道筹集，制定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普遍服务目标和计划，核算普遍服务成本，并建立相应的预决算制度。

张明德：某些市场竞争较为有效的业务资费可以放开，比如长途业务。政府管制的资费应由政府定价转为政府指导价，实行价格上下限管制。资费形式应多样化，逐步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特别要注意成本的合理性，继续调整资费结构，减少交叉补贴。

陈小洪：长期实施不对称价格管制会扭曲市场，抑制主导运营商的积极性，可能会保护落后者。因此要研究并明确取消不对称价格管制的条件，激励主导运营商和新进入者提高竞争力。

张昕竹（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监管体制的改革已经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严重脱节，主要表现在监管部门的职能仍然停留在旧体制的框架下，责权利严重不对称；此外，监管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充分的资源保证必要的政策研究，难以通过公开的咨询过程，形成透明有效的监管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管失效，而且缺乏足够的激励手段吸引专业人才承担公开监管的职能。虽然中国逐步放松电信管制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时序和速度等方面都需要格外小心，更不能犯无条件的极端自由主义错误。

史炜（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所研究员）：今天电信市场上5＋1的格局仅仅是一个过渡的模式，未来的运营商肯定不是现在这几家，今后不管是出现新的组合还是新的分拆，政府在管制时一定要保证中国有一家主体电信企业，并使它能进入世界电信前三位，以确保其能和海外兵团进行有效抗衡，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