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此论常为学者所引据。
然而之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除了语言和文学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当时意识形态、文化思潮，社会风气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政治、经济、战争、文化交流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但这些因素大多不是直接影响作品，而是通过随之而起的文化思潮和社会风气影响到作品。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老子》的深刻玄远，《论语》的简洁隽永，《庄子》的汪洋恣肆，《孟子》的议论风发，《荀子》的朴茂渊懿，《韩非子》的峻峭通脱，后世罕有其匹；《诗经》奠定了后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楚辞》则主要是浪漫主义手法。纵横家虽然没有留下重要的文化思想遗产，但他们冲破宗法制度，积极参与政治和国家事务的精神，则予后代士人以深刻影响。
但此后四百来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秦代采取思想钳制的办法，造成文化荒漠；汉初崇尚无为而治，除贾谊等个别人之外，学者大多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领域几成一潭死水。
东汉除承袭西汉的重儒宗经外，特重谶纬，使意识形态又多了一层迷信的色彩，儒学转化为神学经学。一直到汉末，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思想领域又一次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士人们择主而仕，有纵横家之风，治诸子之学者，也各自寻求理天下、致太平之良方。只是这一次不是先秦时代各种思想的复活，而是凭借前代的思想资源，形成一些具有融合各家性质的新思想。如曹操，他不仅推崇刑名，且崇尚墨家的俭德；桓范《世要论》取儒法两家之长，提出“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的思想。杜恕的《体论》主张礼为万物之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著成《体论》这部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但同时又在刑名学方面有深刻的见解。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荀悦的《申鉴》皆为此阶段具有批判精神和理论深度的论著。另外一些人则凭己之谋略才干，试售于军阀门下，或献诗纳赋，草檄拟书，或随军参谋，亲临战阵。王粲诗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楼船临洪波，寻戈刺群虏。”正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理想与追求。
汉末的文学创作领域，由于长期战乱，一方面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作家不能不关心切身之事，同时又给士人的进取提供了同等的机遇。故“雅好慷慨”，多深沉激越的歌唱。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充满着事业未成、时不我待的悲慨。而藏在这悲慨后面的却是自信和积极上进的精神。建安至魏初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渗透着这样的精神。如：“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之二）“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曹丕《短歌行》）曹植早期诗中直接表现建功立业思想的作品更多。应该说，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史载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我以为《梁甫吟》不一定是诸葛亮所作，但他既好之，总反映了他的思想。相当一些人不能理解诸葛亮何以喜欢这样一首反映“二桃杀三士”阴谋事件的作品。按魏刘劭《人物志·英雄》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又云：“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又云：“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以此解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之事，一切疑问可迎刃而解。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又“好为《梁父吟》”，是赞许晏子之有智有胆，临事能断。他是仰慕那种能驾驭众才的英雄人物的。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撰有《英雄记》一书，历叙当时驰骋中原或扬名诸侯的各类人的事迹，其中有一段说董卓欲任命一司隶校尉，问于王允，王允荐盖勋。卓曰：“此明智有馀，不可假以雄职。”就连董卓这样不学无术的暴虐军阀也知道英与雄之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刘备败于吕布，投奔曹操，有人劝曹操“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在三国时代，并不是偶然的。徐干《中论·慎所从》云：“知则英雄归之。御万国、总英雄以临四海，甚谁与争？”王粲《英雄记》正是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网罗各类人才，而士人或出或处其理想皆在建功立业、立言救世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因为诸侯都希望能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故当时论述有关英雄人才理论的著作比较多。吴国姚信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传为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见于著录较迟，但其中至少包含诸葛亮的部分人才思想。尤其是魏国刘劭的《人物志》，实为人才学方面集大成之作。该书对识人、用人、人才的素质、能力、类型及成功与失败间的关系，以及能力的发挥、争取成功的途径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索。其中《流业》篇将人才分为十二类，第十二类为“英杰”。其中第八篇为《英雄》，专论各类人才中有胆有识的杰出者，不拘一格。作者将帝王、君主看作“英”与“雄”素质兼具之最优者，纳入整个的人才序列中评说，反映了作者一种新的政治理想。作者一方面说“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同时又说：君主应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则作者是吸收了道家“无为”、法家“乘势”、儒家“尊贤使能”思想和对君主的圣哲理想希求等合理因素，体现了作者对几千年政治史的深刻思考和总结，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汉末魏初数十年英雄辈出，使很多人充分表现了才能，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士人出重功业、处讲著述、言贵救世、文尚通脱，无论在文学上、哲学上、政治上，都出现了明显的与前不同的色调。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这个阶段文化思潮上的变化，这便是东汉后期佛教的传入。这不但在打破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方面增加了一股力量，而且佛教看待问题的方法、佛教经典的思辨性，也大大启发了文人学士。这对于魏晋时代文学理论、美学、人才学等方面一些具有较强理论概括性的著作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由魏晋开始，社会风气又为之一变。曹氏虽然篡汉，但确如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曹氏的天下是曹氏自己打出来的。而晋之代魏，虽不能说司马氏于魏国没有功劳，但主要是靠阴谋的手段取得的。晋初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手段，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当汉魏之际各种思想都有机会被提出，都可以重作阐发之际，由于政治上的这种原因，当时文人们的思想便很自然地偏向了老庄和佛教的方面，因为这二者都可以使人放开想不开的事，从心灵的折磨中得到解脱，都可以遁世。文人、贵族皆避开现实，谈一些玄远的道理，于是，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上的突破，往往发生在人们思想受到剧烈冲击之时；新的思想，也往往是在几种思想交融的情况下形成。正当各种思想都表现得空前活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警戒线，一阵震动之后，便出现了脱离旧有轨道的新思潮，新风气。它不但不同于汉末魏初，也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这既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时代，也是在思想领域产生大的突破的时代。
玄学有脱离现实的一面，但也有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自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宏观深入思考的一面。这种思考是在汉末以来政治、名法、人才学等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它并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含有对现实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因素。这样看来，汉末魏初这个阶段思想上的空前活跃所引起的后果并不是思想上的倒退，而是一种提升。那么，在玄学流行的这段时间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也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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