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不少大学纷纷开设了素质教育课程，能吟几首唐诗宋词、爱看林妹妹的学生总是有的，讲授古代文学的同行们的饭碗就阔了几圈，没有了工作量不满之虞。在我的课堂上，期中考试是让学生上讲台背诗文，没有篇目的限制，唯一的要求是不许拿幼儿园里的“春眠不觉晓”和“鹅鹅鹅”一类的诗来凑数，背诵的难度和长度同分数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学生背诵的积极性很高。以两周前经济系的学生期中考试为例，背诵的篇目有《别赋》、《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秋声赋》、《山鬼》、《春江花月夜》、《将进酒》、《长恨歌》等，还有位男同学为反驳我用“力必多升华说”解释蒲松龄老夫子写《聊斋志异》的男性心理，一连背诵了元稹、苏轼、纳兰性德等人的悼亡诗词，以证男性里尽有专情的人物。态度从容自信、声情并茂，以至于这次考试在我听来成了一场诗词朗诵会，很有些余音绕梁之味。
在中文系的课堂，却难得有这样纯粹轻松的审美层面上的作品切入。文学史课固然不是名作欣赏课，它应该讲文体流派的兴衰、作家研究等宏观系统的历史，但“文学史的核心内容是文学作品”，没有了对作品的感官审美的把握，没有被鲜活的生命、灵动的艺术世界激活的心灵，只会把一部活生生的文学史条分缕析成一二三四的机械条框和要点。当然，我们有厚厚的四卷本文学史要讲，课堂上用到作品选的时候并不多。那么课余时间呢，看看一个学期下来还起码有九成新的朱东润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你就差不多知道答案了。
朱自清先生的随笔《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提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教授对学生只知读选本而不知读原著还当作笑话讲。在学科日益细化，课程愈益繁多的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作品选的依赖却在增多而不是减弱。很多中青年学者都是从对朱东润本作品选或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参考资料》的背诵精读，开始他们的学术跋涉的。但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朱东润本和北大本“为了培养读者直接阅读原著的能力”而采用的繁体字排印，日益成为阻碍他们顺利进入文本的屏障和壁垒。在中学时代从没有接触到繁体字的学生，要同时逾越文字、语义、阅读习惯等等的障碍，才能切入到文本的审美和欣赏层面。在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的同仁想必也曾遭遇过同笔者类似的窘境：我们教授的是上千年文学的黄金时期留存的、经无数慧眼淘洗再淘洗的精金美玉，与其他专业相比，我们是富足而有优势的，然而却每每看着一些优秀的学生因畏难而转向了其他专业。就笔者的感受来看，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我们可以立收成效的改进方式也还是有的。
由此，在我看来，袁世硕先生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其吸收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和发现，以更符合艺术的、审美的标准来选取作品便是首要的优点。翻着厚厚的四卷本，疏朗醒目的版式和注释，还有精心的选目，让人感受到选编者要把作品选的面目变得更有亲和力的努力。
这努力就好比给咖啡里加一点糖，为的是让苦读的日子尽量变得轻松愉悦一点。这其中包括着注重读者的心理和阅读趣味的尝试，例如《聊斋志异》名篇众多，是书所选的《王桂庵》是篇很轻灵别致的婚恋故事，没有封建礼教、恶势力迫害，只是一对小夫妻玩笑呕气过了火，差一点演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种啼啼笑笑的小儿女故事，好像在何时都会上演，都能拨动人的心弦。但要是按照把作品的思想性、斗争性排排队的选编方式，它的入选则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吴伟业的《圆圆曲》“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一首哀感玩艳得让人叹惋的诗篇，也曾被大多数的选本排除在外。
选编者的选目编排方式，就如同先将学习古代文学的门槛降低，让学生更轻松愉悦地进入文本，然后用作品的魅力打动吸引他们做更深入的阅读研究。简化字的应用，是一项现实的举措；而注释和题解不再一味地繁琐考据做高头讲章状，也是本部作品选的亲切和善之处。每个作家作品都有介绍、题解和注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将写作背景、题旨和艺术特点概括出来，典故的注释也不大段地摘引原文，比较适宜如今学生的阅读水平；从学术公允性上讲，对目前尚存争议的问题，也未一言定性，而是在用词的斟酌之间见出小心和包容的态度。
但糖加多了并非一味地好。本书的不足之处或许也正在编选者力争明白易懂的一些努力上。如篇目的题解和注释，有时因轻松而显得缺乏斟酌；有些注释因原文已很直白，显得不太必要；而有时串讲详尽，倒把意境限窄了，毕竟诗无达诂，训释词义而将想象的空间留给思维活跃的读者或许会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