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古史学的主旋律是疑古思潮，不过，发生于此期间的一次次考古发掘却伴奏出另一种音符，大批出土文献强烈震撼着疑古大厦的根基。终于，李学勤在世纪之交响亮地发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然而，“走出疑古时代”后又走向何处？中国古史学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史学界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
提起“疑古”、“信古”这类概念，其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澄清。例如，这里的“古”字何所指？这个“古”字并非笼统地指过去的东西，而是指“古史”，而我们所说的“古史”通常指先秦历史。如果进一步追究，“古史”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先秦时期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关于先秦历史的记述和阐释，即“古史学”。事实上，通常所指的“古”是指古史学。
然而，先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其古史学。“古”具体是指哪个时期的古史学呢？固然，“疑古”的传统可以追之久远。早在战国中期，孟子就已经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东汉的王充作《书虚》、《语增》、《艺增》、《问孔》、《非韩》、《刺孟》诸篇，对群经、诸子所载上古史事多有责难。至唐代，刘知几干脆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疑古》、《惑经》，其予头直指《尚书》、《春秋》、孔子。不过，这些“疑古”都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所说的“疑古”有其特殊含义。在北宋以前，虽然“疑古”的事例不绝于史，但毕竟没有形成一股思潮，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正是作为思潮的“疑古”。这种作为思潮的“疑古”肇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因而，庆历之后的古史学自然不能称作“古”。换言之，“古”者，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学也。
依上所述，既然所“疑”所“信”的是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学，那么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中国古史学可谓命途多舛，由于种种原因曾多次遭到致命的破坏，但历代学者又都想方设法进行重建。春秋以前，有关三代历史的记述，主要保存在《诗》、《书》、《礼》、《乐》等典籍之中。但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之世，《礼》、《乐》荒废，《诗》、《书》也多散失。孔子对此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阐发《周易》，著述《春秋》。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先秦古史学的典范。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古史重建活动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秦火之后，历史典籍丧失殆尽，古史学又有中断的危险。好在汉初废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正是利用这些文献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的。大致地说，西汉学者重建古史学的途径有以下数端：一是口述古典，如伏生口述《尚书》；二是隶定古文，如孔安国等学者将古文经转写为今文经；三是考证编写古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四是校订古籍，如《汉志》所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五是文献类编，如大小戴编《礼记》；六是杂记旧闻，如刘向撰《说苑》、《新序》等等。这套古史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学者所遵信。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学者都是信古派。这个时期学术界的主流，就是对西汉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对儒家经书进行注释、发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总的来说，汉唐古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先秦文献与史实的整理和梳理，二是对这些文献和史实的诠释和发挥。其基本方向是对先秦古史学的恢复和发展。
至北宋中叶，汉唐传统古史学的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质疑。事实上，几乎在同时，人们也开始怀疑汉唐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传统观点，最典型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针对《易传》成书、作者等问题提出的种种责难，但这并不是当时疑古思潮的主流。宋代开始的这种疑古思潮，时起时伏，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算是登峰造极了。1923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先秦两汉古书所载古史都是传说，因而他立志推翻这个古史系统，以还原其传说的本来面貌。
近代的疑古思潮可以看作宋代以来疑古传统的继续，但也有不同。或许可以这样说，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一方面是打破了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理之学，在基本承认汉代学者所建立的古史学的前提下，致力于直接阐释中国早期的思想世界。如果我们说那是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写或重建，恐怕并不为过。而近代的疑古思潮则只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成说，基本谈不上古史的重建，虽然其意图本来也是先破后立。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史重建工作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同时起步。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史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大量考古资料出土。尤其是七十年代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而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和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更把古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证伪疑古派的观点，同时也促使古史重建工作一步步走向深入、扎实。肇始于20世纪初叶的这种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传统古史学重新判断的工作，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古史重建活动。如果说前两次古史重建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那么第三次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就第三次古史重建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以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标志着这股学术思潮的确立，而几年前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历史。
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上述王国维先生对传统古史学以及“信古”、“疑古”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唐宋之际以前的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古史学当然也有错误和其他缺陷，甚至所传的古书中也有个别的伪书。因此，全盘相信传统古史学固然是不对的，而根据个别的“伪史”现象去否定整个传统古史学更是错误的。尽管疑古思潮澄清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却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近代疑古派试图全面推翻传统古史学，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错误的。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走出疑古时代以后，便进入了所谓“释古”时代，并给予了“释古”说相当高的评价。这是一个误会。
“释古”这个概念是冯友兰提出来的。但学者不察，冯对“释古”的解释前后有很大不同。早在1935年，就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和《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两文中提出并阐述了他的“释古”观，将“信古”、“疑古”、“释古”看作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三个派别”、“三个时期，或三个倾向，或是三个看法及态度”。然时过境迁，三年后，也就是在1938年为《古史辨》作的序中，冯的“释古”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具体而言，他的基本立场已倒向了“疑古”。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对“信古”和“疑古”各打八十大板，而是彻底否定“信古”的价值，充分肯定“疑古”的地位，甚至把“疑古”提高到和“释古”同等重要的程度，认为“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不难发现，这种经过重新解释的“释古”是以“疑古”为基础的。换言之，这种“释古”史学观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疑古”，到头来也会导致“疑古”的弊端。事实证明，冯的疑古态度比那些正宗的疑古派有过之而无不及。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已经表明，冯有关孔子和《易传》没有关系的见解、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看法以及有关《大学》、《中庸》等书时代的判断等等都是错误的，其根源我们不能不追究到他的“释古”新说。
其实，“释古”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它和“信古”、“疑古”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谓“信古”和“疑古”，都是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的判断，而从“释古”一词本身则看不出这种判断。当然，冯对这个词是作过定义的，“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我不禁要问，有哪一种史料研究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呢？难道“信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难道“疑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
除了上述的“信古”、“疑古”、“释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考古”、“证古”等说。“考古”是周予同、杨宽等在三十年代归结出来的“信古”等三派之外的另一派，也就是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古史的学派。时人已经指出，只依靠考古发掘的古史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况且“考古”这个概念和“信古”、“疑古”也不在一个层面上，它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
“证古”是最近由廖名春提出来的，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理论概括。“二重证据法”无疑代表着正确的古史研究方向，但问题是“证古”是否能够概括“二重证据法”的主要思想。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是这样表述其“二重证据法”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将“地下之新材料”归为甲骨文字和金文两种，并对“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的这两种新材料作了论述。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所谓“补正”，王氏已明言，包含“补足”和“纠正”的意思。二是“证明”古书（也就是“纸上之材料”）。所谓“证明”，从积极方面说是“证实”古书，从消极方面说是“证伪”古书。在这里，王国维所强调的显然是积极的方面。然而，就字面上看，“证古”一词只有第二层含义“证明”古书或古史，而没有第一层含义“补正”古书或古史。另外，“证古”这个概念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与“信古”、“疑古”性质不同。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古史学？如何全面地概括“二重证据法”？如何正确地把握中国古史学的研究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推敲、琢磨，我斗胆提出“正古”这个概念与大家共商。
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史学。“修正”传统古史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已包含了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同“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具体地讲，应该怎样“正古”呢？我认为，大致可归结为“四正”：
一曰“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史学是大致可靠的，是古史研究之不可动摇的基石，不可轻易怀疑，这是前提。不幸的是，它已被疑古派彻底歪曲。因而，根据出土文献“证明诸书”，拨乱反正，重新认定传统古史学的正确地位，乃当务之急。
二曰“纠正”。无庸讳言，传统古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改正。如王国维证明甲骨文中的王亥为殷之先公先王，并指出《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为“核”或“垓”之讹，也就是王亥。又如汉唐学者对思孟五行说的解释有误，当据简帛《五行》篇纠正等等。
三曰“补正”，即“补”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也有所缺失，尤其经过秦火，当有大批先秦文献佚失，需要根据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补足。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大家都注意到的郭店简补足了儒学史上孔孟之间的缺环。
四曰“判正”，即“判”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的有些方面不明确的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评判论定，使得其正。如汉唐学者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记载，杂乱抵牾。笔者根据郭店《老子》得出的结论是，《老子》简本出自春秋末年的老聃，今本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又如汉唐学者只是笼统地说孔子作《易传》、孔子或子思等作《孝经》、子思作《中庸》。笔者依据“二重证据法”研究的结果是，今本《易传》包括早期《易传》和孔子易说两部分，《孝经》为乐正子春所记孔子和曾子的对话，而《中庸》则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和子思本人著作两部分。
总的说来，“正古”可以看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落实和引申。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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