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籍中有大量的口述史料。正是司马迁老先生做了许多第一手的口述访谈，并与大量文字史料相映照，后人才看到一部生动精彩的《史记》。更早的《论语》中记载孔丘老夫子的话语，亦是口述语录体。我们完全能够说，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用的。只是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他们因为政治压力才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堆，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他们的考据成果相当多，但是他们也使得史学脱离现实，阻碍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样的后果，对于近代中国人开展学术，跟上时代改革步伐，不能不说是一种障碍。
与近代中国变革相适应，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鼓吹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藉于海外新知识，以狂飙式言论横扫史学界。他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对史料的分类中，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
鲁迅先生曾经于《华盖集》中评论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的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他的历史观，通过如此形象的文字表现出来，实在很清晰。而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则在他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说得更直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当然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同民间言语杂史绝对地对立起来，恐怕也有点过分，因为问题的核心，还是具体史实的真实性。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叙述者与历史工作者（访谈者）合作的产物。
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色：
㈠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能够形成生动的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际生活中各种基本活动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分量、高昂低回。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他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之间可以互补和纠正。
㈡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
㈢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仅是在书房中查阅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需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的规范程序来操作。
㈣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是以人物为中心，或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是设定主题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㈤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片面的话语权力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叙者和访谈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是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的。
有位英国学者托什（J.Yosh）指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这样的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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