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导系统工程专家。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任航天机电集团公司二院研究员。曾担任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作为第一位和第五位完成人,获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编写各种技术报告110多篇。
根据多年的体会,我把影响科技进步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四点。
时代因素按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发展驱动时代前进,科技本身是生产力同时又是影响生产力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科技发展的效果集中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上,也即生产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
这一事实使我们认识到,随时代的前进,科技发展速度在加速,而且产生了时代倍增效应。时代倍增效应的出现,一是由于原始创新的不断出现,社会生产不断飞跃,促使科技发展加速;二是由于原始创新产生出来的应用创新,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方法,必然缩短科技发展周期,提高效率;三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和社会大众成为朴素的自然唯物论者,减少了科技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避免了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而被烧死的科学悲剧。
基础因素从科研成果看,随时代前进,基础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越来越多,由基础研究派生出的发展研究、应用研究也就必然加速发展并成果倍增。从系统工程的角度看,当基础工程越宽广、完善,则在基础之上诞生的专业技术必然水平越高,且出成果的周期越短;反之,如果基础项目水平不高,发展相关专业技术必然要以延长周期或降低水平作为代价。
当前的科技发展,在科学研究方面,学科不断分化,越分越细,新领域不断产生。与此同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与融合,向着综合化方向发展。只有在宽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加速交叉、综合、渗透,从而对科技发展速度产生倍增效应。
合力因素在创新过程中必然遇到各式各样的新问题。依赖某一个人、某一门学科、某一项专业技术来解决这类跨学科、专业的问题其作用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多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大力协同。我们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其特点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具有知识社会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这个时代特点需要各种学科的专业人才融成一体,取长补短,彼此交叉、融合,从而形成多学科的学术梯队和精英团组。在科技发展中,大力协同、团结协作、专业互补、相互配合的合力将对科技发展起加速作用和倍增效应。
潜力因素科技创新需要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人员是创新的主体。没有主体和上述“三性”,则什么创新也没有。而人的“三性”是有极大的潜力的,其伸缩性很大。挖掘和发挥科技人员的潜力,一是靠政府引导和大环境影响;二是靠个人的自觉性。后者是内因,前者是外因。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刚跨入尖端科技研究之门。当时由于前苏联撤走专家,深受科技人员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宴请国内专家时,勉励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战,勇攀高峰。主管外交的陈毅副总理也说:“把裤子卖了,也要把尖端搞上。”领导的决心和鼓励给了我们信心与责任,当时我们每天的日程是:出家门,搞实验,两点一线,天天不变。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坚持不懈攻关键,早把尖端送上天。靠着这样的精神,我国以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搞出了“两弹”。而在“文革”期间,科技人员也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个人积极性没有,人际关系紧张,哪来群体的积极性。以上事实表明,个人积极性所产生的潜力是无穷的,善于发挥个人潜力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认识到以上四项要素,我们不妨再反思一下二、三百年以前的满清王朝,其文化专制时间之长、闭关锁国之深,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当时,西方正进入工业革命和推动科技发展的关键起跑时期,满清却背道而驰,逆流而动,仍以老牛拉破车的方式蹒跚在小农经济之中。这样的机制没有利用时代倍增效应,更谈不上潜力与合力的发挥。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机制,充分发挥基础、潜力、合力诸要素对科技的加速作用,中国一定能在新世纪成为世界科技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