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论丰富的宝库中，有一笔珍贵的财富是女学者创造的。所谓女性文论，即是指以文论作者的性别角色身份来界定其对文艺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所阐发的理论观点，并能体现女性理论工作者独特思维特征和言说方式的现象。女性文论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我们不应小视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现代女性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贡献是重要的和不可代替的。
女性文论的意义和贡献首先是打破了中国文论大一统的局面，它以自己的努力和实绩，使中国文论因此而更具包容性、多样性、和谐性。其次，女性文论改写了因文化偏见而强加给女性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不善于理性思维的历史。事实证明，女性不仅具有精彩的文学想象力，而且具有独特的思辩力和阐释艺术。再次，女性文论以其清醒的理论思考在总结女性文学创作经验的同时，也能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切实地将女性写作提升为如沃尔芙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值得被研习的艺术”，而不仅仅为批评提供一种新的叙述视角。现代女性文论在挖掘原本就存在着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女性文学独特的审美标准，构筑了女性美学的独立体系。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论家对文艺本质及其相关问题的基本看法可能有共识，但由于文化背景以及生存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差异，即使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也会产生观念的和文本的区别。虽然从生理上说两性差别与生俱来，但是，历史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将文论研究依据性别主体加以界说和研究，尽管女性文论古已有之。现代女性文论即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境中诞生，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文论构筑意识，既阐发对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又致力于女性诗学研究创建的文论现象。
现代女性文论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文论”及当下中国文艺批评领域所说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不能划等号。现代女性文论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层级的概念，它比女权主义文论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现代女性文论包括女性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者的全部学术著述，不管其研究的具体课题是否关涉女性文学，只要出自女性之手，只要关涉文艺问题，一概称之为女性文论。所以，现代女性文论必有内涵层级可言。首先是一般的基础的层面，并不刻意标示其性别意识和性征，而是以普通的与男性文论工作者同等身份去观照和阐释文艺问题。但是，其切入问题的关节点及文本构成、言说方式及修辞方法仍可显现文论作者的女性化特征。比如新文学开拓者的冰心，她是以“爱的哲学”烛照其近80年的文学创作的，既是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又是小诗潮的领袖人物之一；既是“冰心体”散文的开创者，又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可当她阐发其文学观念时，却仍然坚持真实观，认为文学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表达作家的真情。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她始终追随党的文艺思想路线，主张文学要有教化、净化作用，提出儿童文学一要“有趣”二要“有益”的“二有”观点。但是，她的学士毕业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均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选题的。特别是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李清照词的翻译与研究为题阐发自己的文学观。从中不难看出，冰心所关注的对象是有着与同性的精神契合的，致使她在科研选题上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经验。“五四”崛起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冯沅君在退出创作之后，更是专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其先生配合默契，以《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以及《古剧说汇》等几部大作贡献了一个女学者的才学和智慧。苏雪林在由创作转向教学和研究之后，也撰写出版了学术专著《唐诗概论》等。她的《沈从文论》（原载1934年《文学》第3卷第3期）则是《中国文论·现代卷》中仅有的一篇当选的女性文论。该文是较早对沈从文做出全面中肯评价的论文之一。文章从宏观的哲学的高度首先对沈从文创作没有哲学内蕴的见解给予批驳，指出沈的创作正是含蓄地试图以野性精神来冲击我们民族的愚钝，从而唤起民众的激情。事实证明，女性文论是女性经验和情感的智性表达，避免了传统文论中创作与批评对立的弊端。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层级里时间的概念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主体意识中女性意识与主流话语所达成的某种“历史的默契”。在这里，女性立场并没有与主流话语形成对抗，因为在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态度上二者有同一目标，并没有性别利害的明显冲突。所以“五四”时期、三四十年代、十七年直到新时期均有这一层级的女性文论存在。诸如安旗的《李白评传》，马瑞芳的《蒲松龄评传》和《聊斋志异创作论》，陈美兰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及李今的《城市文化与海派文学》，李晓虹的《中国当代散文的审美构筑》等等，都属于颇富个性的主流文学批评，同男性学者相比在对象的选择和学术框架的构筑上显现不出更多的性别差异。
总结女性文论第一层级的成果，清晰可见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这些文论的作者，特别是“五四”时期涌现的女学者，大都受过良好全面的专业教育，在国内名校就学，而且或留美或留法，国学功底扎实，也不乏西洋人文精神的熏陶，因而古今贯通，中西交融。她们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正是在取得西洋文化精神为参照，才对国粹倍觉珍爱。因此，这时的女性文论是中国女性文论最具学养性，知识结构较为全面、合理的阶段。其二，第一层级的女性文论的理论旨向是与主流文论完全一致的，文论作者的学术自觉性和文化意识比较强，其民族文化身份淹没了性别身份，在学术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大都采用社会学批评，在文本叙述模式上偏好“知人论世”式或“以诗为诗”式。其三，女性意识以潜隐形态存在在文本深层，而文本的表层特别是言说方式和修辞风格仍可见女性文法特征。虽然从其著作的题目看不出作者的性别身份。但是，从她们广泛的学术视野中总可以看到女作家的创作成就被特别的给予关注。刘纳的《嬗变》对辛亥革命到“五四”前的女性文学的梳理和阐释不失为该书阅读兴趣的热点，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李今的《城市文化与海派文学》全书六章，其中有四章都在探讨女性与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的生死关联。即使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小说讲义《心灵世界》虽然不是在某一细微之处着意关涉女性创作，但是作为一个新时期一直处于创作牛势的女作家，她对小说以及整个文学所持的观念和对这一观念的阐发始终都是来自女性创作经验的心灵述说。这些实例都证明了一个观点，即女性写作，无论是文论还是文艺作品，其性别意识和性征是掩饰不住的。
女性文论第二个层级是“女权主义文论”，亦称“女性主义文论”，即现代女性文论的激进派思想。女权主义文论包括西方女权主义文论和被中国化了的女权主义文论。西方女权主义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也是指导女权运动的纲领。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女权运动，妇女解放是被视为一种社会解放的标志的，没有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妇女的解放只是一句空谈，这是被普遍认可的真理。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问题被特别提及，也是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在这场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恰恰是男性思想启蒙者，女性在其中既是男性的同盟者，又是直接受益者。因此，女权运动的可能性被一场浩荡的思想启蒙运动所淹没，妇女问题从一开始就并非女权问题。在一个没有女权运动的土地上能够培育女权主义思想，那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只能在时隔半个世纪后不是做为根，而是作为苗被移栽到世纪之交的中国土地上的特殊原因。而这种移植的时机恰逢中国评论界面对具有女权主义思想倾向的女性文学无以阐释的武器之时，其移植的成活率相对就高一些。
中国的女权主义文论兴起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藉95世妇会之契机掀起高潮，迄今著述已十分可观。对欧美女权主义文论的译介是中国化女权主义文论的最初推动力，也就是说以朱虹和张京媛等女性文论家为代表，她们所做的工作是将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元典这根苗移到了本土。接下来才会有西方女权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的女性创作和女性文学现状的阐释和被阐释的可能，自然和谐地解决好这对矛盾正是中国女性文论构筑的必然和必要的过程。第二方面的成果即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女性文学现象进行女性主义的批评，在批评中纠正被误读和误解的文本，从而发掘和重写女性文学传统。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的地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思谦的《“娜拉”的言说》，林丹娅的《当代女性文学史论》，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等等，在每一位关注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者那里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现代女性文论第二个层级即女权主义文论的特点更为突出。但是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相比，它并没有那种女界革命的激进的政治立场和“人权”意识。她努力寻求的是两性在精神上的平等与和谐。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的理性精神，而不是简单的性别对抗情绪，也就是说，更着意发掘女性写作和女性文本的伦理道德内蕴，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审美标准上，力求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而非单纯的“女人尺度”和“女权标准”。这在一些由社会学批评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的中年女学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李小江的《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审美地位》。刘思谦的《“娜拉”的言说》对女性文学采取的是女性批评，以创作主体与文学女性形象的同构现象为关注点，但是她所进行的言说方法却没有显现出过激的态度，而是采用了心理学分析来描述女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一方法当然并非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专利，也正因此才更见出刘思谦的严谨与深刻。新时期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些生硬甚至尖刻，但是在哲学层面上仍充盈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对女性文学所负载的反映人类共性问题和全球性视阈也有所发现。归根结底，中国化女权主义文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仍旧是以真善美为最高境界的。
中国的女权主义文论在移植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过程中遭遇了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定势的抵抗。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的尴尬和无奈，留下诸多的困惑和思考的空间。这虽说是文论发展过程中之难免，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文艺思想本身就很复杂，其背后总是依赖着某种意识形态，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包括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及人权问题等。当我们急于寻找一个现成的武器来战斗时，往往来不及去一一探究这武器的奥秘，操作起来总不大顺手，这是难免的。另外，从理论的逻辑关系上看，女权主义文论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某些理论分支纠缠在一起，多学科交叉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的不适应，致使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颇多不适应。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象—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并非都是女权主义思想的产物，面对一个虚拟的或者似是而非的对象，其武器的精良与否是无从检验的。作为一种对男权中心话语具有“颠覆”动力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颠覆”过程中所获得的和失去的比例究竟怎样分配，恐怕永远都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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