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习惯于以十年为一个计量单位划分代际界限。如果我们暂且承认这种尺度，那么在它所提供的框架之内，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变迁的加速度，不仅使不同代的人们出现心理鸿沟，同代人之间也正在经历着分裂。这等于说，如果我们坚持将成长背景、思维方式等作为同类项来对一代人进行合并，那么，划分代际的尺度将越变越小。《一九七几文丛》（含谢有顺《话语的德性》、黄钟《游手好闲的思想》、程亚文《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卢周来《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四种）提供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的另外一个版本，他们并非以往的媒体所呈现的都市宝贝，并非物质和技术专制主义的忠实信徒，而是保持着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同时捍卫个人独立性的思想者。我甚至认为他们与同代人之间的分歧多于与上代人的分歧。
对知识分子的传统命题，诸如社会公正、自由与保守、全球化与民族性等等的关注，70年代人并不逊于以往任何一代。并且，他们在世界视野下关注着本土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知识分子不能没有问题意识，思想文化的进步依赖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当人们习惯于以谈论“哈哈哈”（既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为知识分子身份证明的时候，人们首先要考虑到“哈哈哈”们的出现与西方的问题背景的关系。思想学术如果不围绕问题进行，就成了术语游戏，成了“空对空导弹”。恰如韩少功在给卢周来写的序文中所说：“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盛产着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的思想增长点之一，人类新的学术纪录标高之一，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别处，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教程里。”
70年代学人对传统命题特别是本土命题的思考，验证着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纠正着极端化的叛逆心态对文化的伤害。那种决绝的断裂姿态，导致文化发展处于重复起步的状态中，而且，那种以创世者自命的心态，对自身的伤害更大，因为他们拒绝利用有效的资源。与前代决裂不过是新生代争夺话语主动权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使其享受长久的效益。他们为自己起了个尴尬的题目，就必须以百倍难堪的表演继续下去。
谢有顺、卢周来们的代际特征，并不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精神线索颠覆上，而在于他们试图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既然问题一直摆在那里，没有得到解决；既然他们有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式，那么不妨就换把钥匙开旧锁。从这套文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谢有顺的文学批评，还是卢周来的经济学，都不停留在纯技术的层面上，而是伸出“界外”，进入更深广的文化背景中去。他们是在使用他们各自熟悉的工具来摆弄锈死的机器。
《一九七几文丛》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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