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研究中起步是比较晚的,而舞蹈史的研究则更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艺术史的研究中,几无舞蹈史的位置,至于舞蹈史专著,则差不多到世纪末的八十年代时才真正出现。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新的学术思想的介入,新一代学人的参与,艺术史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袁禾博士的被列入《中华文明书库》近30万字的《中国舞蹈》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超越史料考证的全新观念的舞蹈史研究,是一种从文化学的宏观角度切入的艺术史研究。
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纵贯全书的立足于文化学与当代史学的理论思辩性。如果说,袁禾的学术前辈们,已经给袁禾们准备了进行新的学术研究的比较坚实的原始材料的积累和准备的话,那么,利用这些既有材料,加上自己搜集的新的史学资料,去重新探索对历史的全新的判断,得出今天的舞蹈赖以发展的对传统的全新的认识,则构成了袁禾博士《中国舞蹈》一书的基本特点。
例如,在研究唐代以后的舞蹈时,袁禾博士并未拘泥于通常以唐代舞蹈模式为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此后舞蹈的史学惯性,而是以发展和流变的观点辩证地对待唐以后的舞蹈。在袁禾看来,宋代舞蹈不仅远未至“日近黄昏”的衰落,而且“标志着中国古代舞蹈进入高度规范化的阶段,标志着舞蹈形式的充分成熟与定型”。因为其队舞程式的出现,甚至“标志着中国古代舞蹈符号体系的确立”。如果我们联系到文学史上由唐诗到宋词的转型,绘画史上由宫廷绘画向文人画、风俗画的转型,则袁禾博士从舞蹈史角度的充满辩证智慧的论证不同样是符合其时代文艺倾向的令人信服的又一论证么?
应该说,袁禾《中国舞蹈》一书中的神来之笔是对明清舞蹈精彩的论述。在此前的中国舞蹈史中,明清舞蹈是颇为尴尬的一页:因为这长达六百余年的封建社会漫长的衰落的历史时段,基本上未被承认具备完整的时代性舞蹈形态。换言之,明清六百年只能算是一个断裂带(尽管人们认为,明清时期,舞蹈作为戏曲表演的一部分得到了发展,但这不过是将它定位于戏曲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段而已,并未将戏曲舞蹈作为舞蹈自身的发展形态进行历史性演变的观照)。然而,袁禾并不这样看。她凭借着对中国文化史的广博的研究和对哲学、艺术理论的精深的把握,睿智地分析了中国舞蹈史不同时段的不断的形态转变与转换过程,指出明清舞蹈“实现了舞蹈从主要以抒情向抒情、叙事并重的转化;从单纯的情感表现到刻画人物性格的转化,造就出与汉唐舞蹈迥然异趣,但却保持着舞蹈本质和传统舞蹈精神的,有着鲜明时代文化特征的新型舞种——戏曲舞蹈”。她精辟地指出:“通过形体动作创造动态意象是舞蹈的本质。而在动态意象的营造中,是否完全依靠人体动态来传情达意,则是舞蹈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袁禾在该书中尚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外阴柔内阳刚的楚舞以其“和”的境界奠定了中国传统舞蹈的基本形态特征和基本风格;南北朝舞蹈对唐舞的直接奠基和启导作用;民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八种性质等等,都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这位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舞蹈学博士在学术上十足的开拓与开创的勇气与才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袁禾虽然十分注意吸收学术前辈的既有成果,但却并不仅仅从一个狭窄的单一学科内部去研究这个专业,而是从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学、美术等多学科,亦即从泛文化学的广阔视野去宏观地观照舞蹈史,她得出的结论当然会具相当的突破性。同时,这也使她的这本《中国舞蹈》突破了纯“中国舞蹈”的专业领域,而带上了鲜明的文化学的意味。毫无疑问,袁禾博士的这本《中国舞蹈》也因此而不仅可以对舞蹈界,同时对文化界艺术界各专业的学者也应有其重要的参照价值。(林木:四川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