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我在福州私立英华中学上高中。1938年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学校搬迁到闽北顺昌县洋口镇。学校里有一位进步教师陈衡庭在给高中二年级学生开设“论理学”课程时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受到国民党当局派人监听，却得到开明校长大力保护和青年学生欢迎。1944年暑假期间我同十几位同学住校，没有回家。恰好陈老师也仍然住在学生宿舍的小阁楼上。我们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急于要听他讲讲“论理学”这门课学什么。他不顾体弱多病，炎夏酷暑，热情进行讲解。他说：论理学主要是学思想方法，世界上帝国主义侵略、贫富对立等等问题的解决，都要靠科学理论指导，而科学理论需要靠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创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他还从丰富的藏书中挑选了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斯诺著《西行漫记》、德波林著《唯物辩证法入门》等书借给我读，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有了初步了解。那时我尤其酷爱文学，并且勤于练笔。《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上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针对那时社会上很多资本家都在自己的名片上印有“实业家”头衔的现象，我写了一篇《何谓“实业家”？》的短文，指出那些肥头胀脑、大腹便便、身着长袍马褂或者西服革履的实业家，其实就是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此文登在高中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壁报上，期末学生会还给我发了奖。1944年秋后陈老师病重不能开课，11月间溘然长逝！随后我征得师母同意，整理、细读陈老师遗稿，从中受益匪浅，师母还把《西行漫记》等书送给我留念。我又把书借给一些同班级友，以传续薪火。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福州原址。这时我班同学三五成群凑钱购买从上海运来的进步书刊，在课余轮流传阅。从中得知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专制独裁，罪行累累。如政府从重庆派到上海等地的接收大员，到处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被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连续发生国民党政府派出军警特务枪杀爱国学生的昆明惨案和殴打进步民主人士的重庆校场事件等，引起群众义愤。为了转移群众视线，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借口“东北问题”布置各大城市大中学生举行反苏大游行。我们高三班全体同学在地下党的开导下冲破压力，抵制了这次游行。当时我还读到民主人士黄炎培写的《延安归来》，对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公仆都身穿土布衣服、勤俭朴实为人民服务，没有空头标语口号等等新气象非常钦佩。读后感奋不己，当即写了一首诗《从此走向远方》，登在福州一家报纸副刊上，表达了我对远方解放区的向往。
1946年秋我上北京大学后投身学生民主运动，学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从1949年初北京解放迄今我专门从事理论教研工作。回顾往事，我是多么怀念、感激高中阶段所受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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