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在《“三农”问题与党的私人资本政策关系的历史追溯》（载《中共党史研究》二○○二年第四期）一文中指出，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到，“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始终与党的私人资本政策紧密相连。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及采取的对策是成功的，使二者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关系。随着对资本主义改造战略的提出，“三农”问题被纳入“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根除资本主义来源”的通盘部署，从而陷入到难解的历史困境中。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首先从“三农”破题，并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把私人所有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而再次形成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杨正喜在《论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载《江汉论坛》二○○二年第七期）一文中从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三方面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文章认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始终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成功之处在于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基本格局。
郭文亮、陈金龙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历史条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二○○二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和拓展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高度重视，把宗教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是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前提条件；从世界总体发展的高度面对、考虑和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是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重要条件；新时期的宗教研究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又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现象及其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的认识，为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宗教自身世俗化倾向的加强，一方面可以说是党的宗教政策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促成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重要因素。
郜元宝在《母语的陷落》（载《书屋》二○○二年第四期）一文中考察了晚清以来汉语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文章指出，自十九世纪末以迄于今，中国知识界连续发起的关于汉字与汉语的多次大讨论几乎动员了大多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而汉语言文字之所以如此倍受关注，远因可追溯到明清两代中西方的“语言接触”，当初天主教徒为尽快掌握中文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实为清末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先声；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研究时已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把母语当成一种研究的对象从整体上进行打量，希望在汉语之外寻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的新语言，这样，作为母语的汉语的神圣权威就被彻底打破了，由此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为猛烈的批判和否定；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表面上看只是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系统中作局部的调整，但从文化学上看，实质上所改变的不单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母语的心态，人们对汉字汉语的信念遭遇到根本性的颠覆；新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的汉语汉字失望了，而对心目中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文字新语言也不能肯定它的恒久价值，这就更加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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