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确证诗中有史和分清诗中的事实与虚构，以便确解诗意。但陈先生是史学家，以诗证史着眼在史，主要是为史学研究别辟蹊径。对于古典文学研究，以诗证史指向证实，学者因此而对诗的本事、素材等有确切了解，进而对作品的意义有可能的发挥，是人文学科文史不分家而分工之下的史为文用，并不说明以诗证史真正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不难明白的道理。但是，陈先生以诗证史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使古典文学研究界也不能不格外重视这一史学的门径，并有大量这方面的借鉴。所以，虽然诗中有史本是古典文学研究家常谈，但在不少人那里，却好像只有到了陈先生以诗证史才真正打开了眼界。而在另一方面，文史学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史中有诗和可以以史证诗，更少见学者以之为治学门径，自觉以史证诗深入古典文学的研究。有之，近世自钱钟书始。
钱著《管锥编》有大量从经史中寻绎诗心文境、小说戏曲题材故事手法来源，以及以诗文印证小说戏曲描写的考论，如第一册《周易正义二七则》之一五论《渐》有“征夫不复与荡子不归”之义；《毛诗正义六○则》之二五论《氓》“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皆具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之致。然文字之妙有波澜，读之只觉是人事之应有曲折。后来如唐人传奇中元稹《会真记》崔莺莺大数张生一节、沈既济《任氏传》中任氏长叹息一节，差堪共语”；《左传正义六七则》之一称明、清小说评点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之六论《谷梁传·僖公元年》、《史记·高祖本纪》、杜甫《寄张山人彪》“萧索论兵地，苍茫斗将时”等“记斗将事”，即“章回小说中之两马相交，厮杀若干‘回合’是也”；第三册《全后汉文卷二八》论“汉赋似小说”，等等。这些论例表明钱先生治古典文学的基本方法，除中西比较外，是以经史证文学，以诗文证小说戏曲，客观上又是经史诗文小说戏曲的互证。
古人云“六经皆史”。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不同，上述钱先生治学方法的本质是以史证诗。这种方法从史中分析出诗——史家“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成份，使读史的人知史中有诗，史家“笔朴造化”处并非当时事实。对史学而言，以史证诗指向证虚，固然不无裨益。但钱先生毕竟是文学研究家，他以史证诗，从史中发掘与诗“不尽同而可相通”的方面，注意不在史而在诗，是为了在古代诗歌创作本来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还原、加深或升华对诗的理解。更有一点不同，钱先生所用不限历代正史，而是扩大到以儒、道、墨、法、阴阳、兵、农、释等等各家的经典，而所关照更不只是诗而扩大到全部的文学，还在文学内部以诗、词、文、赋、散曲、民谣等各体的文学证小说戏曲，乃至各体文学间的互证。从而他的以史证诗有海涵地负的气象，五光十色的内涵，风情万种的韵致，即使在“六经皆史”的意义上，其实又不是以史证诗所可概括。但是，相对于古典文学界一向推崇的陈先生的以诗证史，我们把钱先生这种治学的路径归结为以史证诗，又是抓住了根本，揭示了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正不妨说陈先生出诗入史，而钱先生出史入诗，两位史学与文学的大师在史与诗之间相向开辟了学术的通径。他们在各自领域及其双向的辐射的成功表明，在文史不分家而分工的情况下，有成就的学者总是力求文史兼通和相互为用，并且只有如此，辅以其他必要的条件，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
应当说，在钱钟书先生之前，援经史以说文学，藉诗文以言小说戏曲的学者与书例并不少见。《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诸篇，既是为创作立则，也是批评的标准，后世诗说文评大都奉为圭臬，然而多为注家功夫。至如清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引《汉书》王陵母事说徐庶之母死节，引《西厢记》曲文说刘备送别徐庶，引汉乐府“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诗句说刘备劝徐庶善事新主，引《春秋》、《左传》事说刘备劝关、张同往三请诸葛，引李华《吊古战场文》说刘玄德携民渡江光景，等等，更是援经史诗文乃至戏曲以评点小说的典型。但就总体而言，毛宗岗的做法未脱乾嘉考据的旧套。而钱先生以经史证文学、以诗文证小说戏曲，却不仅考据出处关联，更深入到对文学意义及形式特点的说明。换言之，其所做“证”的工作，不仅有事实上真与伪的辨别，义理上是与非的判断，而且有文学上美与丑的考量。其从考据入手，获取的不仅是背景资料的信息，更是文学观照崭新而广大的视野，因此他仅是按断性的论述，却往往具历史的深沉，又富审美的灵感，并隐约可见体贴入微的人性关怀。其会心得意处，如以《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等句，比较《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稳”语，断为“情境略近”，真所谓妙悟。又如说“马（司马迁）能曲传口角，而记事破绽，为董氏（份）所纠，正如小说戏曲有对话栩栩欲活而情节布局未始盛水不漏。李渔《笠翁偶集》卷一《密针线》条尝评元人院本作曲甚工而关目殊疏，皆此类也”，真所谓精鉴。近世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辈出，各擅胜场，但对比之下，在经史与文学、诗文与小说戏曲之间“泯町畦而通骑驿”者，还很少有谁做过这样大量的工作和达到如此高明的境界。
以史证诗即以经史证文学、以诗文证小说戏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于中国上古经史与文学不分，中古以后经史与文学分途而文学家往往很早就受经史学问的熏陶，后来又常常是一身而兼二任——治经史兼为文学，习诗文并弄小说戏曲，总不免把经史学问带进文学，把诗文用于小说戏曲；而自司马迁著书“究天人之际”，我国古代作家把文学与哲学、历史的融合视为创作追求的至高境界，所以“文学是人学”，在中国古代常常就是“天人之学”。这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不仅是全部传统文化的产儿，而且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经史等孤往独行，而文学各门类之间的后先相承及横向渗透借鉴等等，随时都在发生。因此，古典文学的研究应该而且可以追溯到经史，小说戏曲的研究应该而且可以追溯到诗文。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的学术真理，而实践之路殊多困难，不仅需要学者的智慧才情，而且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以厚积薄发。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和能够坚持得住的，特别是当他种人生的机遇或某种诱惑到来的时候，许多人就脚踩两只船或干脆琵琶别抱了。当然，人各有志，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与钱先生之所以能成为钱先生的选择是不同的。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继往开来的大师，钱先生在该领域达到了时代的顶点。这得力于他的家学渊源和天赋才华，更得力于他作为学者能坚持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优秀品格。“以史证诗”是他个人集王国维以来合乾嘉考据与西方批评为一体的文学研究方法之大成的创造，又是上个世纪几代学者留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共同的宝贵遗产。我们有机会尝试指出钱先生的这一重要创获，实在是为了认真总结并继承发扬他所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留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学术遗产，进一步提倡和开拓这一条古典文学研究的路径，推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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