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的白寿彝教授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中国通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白寿彝教授（1909－2000年）在其晚年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其学术背景、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主观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通史》的几个前提。
上个世纪开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家的追求目标之一。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此后，夏曾佑写出《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写出《中国通史》，章写出《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各写出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写出《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周谷城写出《中国通史》，邓之诚写出《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与这些著述在撰写的时间上相交叉，范文澜写出《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写出《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写出《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经许多学者的努力也终成完帙。范文澜在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修订本。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刘大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蔡美彪教授继续范文澜的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主持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又经20年的努力，全部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这些撰述，是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我们通过这一极其简略的回顾，可见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20世纪中国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而撰写中国通史之艰难，梁启超、顾颉刚、范文澜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经过“横集”和“纵集”，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4月第三版）。梁启超在这里说的“总史”就是通史；“横集”指内容而言，“纵集”指时代而言。就研究和撰述来看，梁启超所论是中肯的。
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在评论“当代中国史学”的时候，就“通史的撰述”写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7—7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顾颉刚对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的推崇，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同时，他还指出了一般性的通史所存在的问题，即“多属千篇一律”，“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等，确是编撰通史应竭力避免的弊端。
从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对其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情况进行反思，在1963年写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对如何编写中国通史作了一个总结。他在此文的最后写道：“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范老的这些话，把编著中国通史的艰巨性和必要性都阐述得十分清晰，也给编著中国通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翦伯赞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的计划，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其间，他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创见，并于1963年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一名篇（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第59—7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就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此文可以看作是60年代关于如何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可以认为，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反思、探索和积累，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正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然而，“文革”的十年浩劫，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都被迫停顿下来。翦老、范老相继去世，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不得不中止。20世纪中国史学家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追求受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白寿彝先生开始酝酿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白寿彝先生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的直接动因。白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动因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70年代升华为一个坚定的信念。他在人们为他举行的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又一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能够满足外国学者要求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惟其如此，他深深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庄严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01年，此书已印刷29次，累计印数达96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参与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炼。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而在文字表述上除了力求明白、准确、凝炼之外，还要争取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也颇费斟酌。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瞿林东执笔，见《书林》1982年第3期）。
本文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论及《中国通史纲要》，一方面在于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影响还在较大的范围波及到海外；另一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把握中国历史整体面貌之认识上的积极成果。1977年，他发表了长篇演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等问题。1978年，他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划分作了论述。此外，他还发表了两篇论纲式的短文，一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一是《说豪族》（1987年）（以上四文，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1—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白先生非常重视这几篇论文，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写道：“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现在，我把关于封建社会的几篇文章，也收到这里。《中国历史的年代》一文，是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及轮廓之总的看法，其中关于封建社会也写得比较多些。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第一卷里都写入了这篇文章，只是文字上有小的修改。现在也把它收在这里，以便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增加向大家请教的机会。”这一段简要、平实的文字，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与回味：怎样看待中国历史？怎样撰写中国通史？为此，白寿彝先生殚精极思，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有系统的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撰述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寿彝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宏伟的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又极不平凡的话：“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又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而已。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多卷本《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著，它的主要成就是：
（一）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指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问题。《导论》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问题。《导论》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问题。《导论》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之中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导论》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与世界问题。《导论》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几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显示出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
（二）内容丰赡，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三）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风格。白寿彝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编撰。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甲编为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乙编为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丙编为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丁编为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概括地说，“序说”是研究的起点、撰述的基础，“综述”是纲，“典志”是目，纲举目张，而“传记”则是贯穿于纲目之间的主体。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白寿彝先生创立这种“新综合体”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1981年，他在讲到“史书的编撰”的时候说：“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52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可见，《中国通史》所采用的体裁，就是上述认识在历史编撰上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四）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他们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中国通史》的编撰，有500多位作者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许多地方都反映出著者的卓识。举例来说，第四卷对秦汉社会形态的深入分析，显示了本卷的突出成就，尤其是“对秦汉阶级结构和土地所有制等级特点的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与此相类似，第五卷的典志编有专章论述“门阀制度”，“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阐明“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前者派生出来的”（陈琳国：《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九卷中关于“阶级结构”一章，也被认为是“较有理论水平的论著”，它阐明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的变化是人们对旧的社会等级观念的变化，而不是等级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习之：《读〈中国通史·明时期〉卷》，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这对认识明代社会面貌是很重要的。第七卷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撰述上的处理，也颇具新意且有深刻内涵。本卷包含五代、辽、宋、夏（西夏）、金各朝，是一个多民族活跃的时期。著者遵循这一撰述思想：“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陈振：《谈谈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的一点体会》，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本卷的撰写，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凡此，不一一枚举。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江泽民同志致白寿彝教授的信，鲜明地表达了政治家的评价，他写道：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这里引用了信的全文，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江泽民同志热情赞扬了白寿彝教授的史学工作，对中国史家的治史传统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在当前历史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通史》的出版的重大社会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将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钜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却是目前无可替代的。可以相信，它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此，史学家们已有许多评论见诸报刊和专书。戴逸教授在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大会上指出：“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在撰述上“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此文还记有何兹全、王钟翰、齐世荣、金冲及教授等诸位史学家对《中国通史》的评论，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中国通史》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将长久地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座史学丰碑，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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