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今年将迎来她的100周年的生日。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北师大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艰苦的历程。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缩影，也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旗手。100年来，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都有北师大师生的足迹；历次教育改革都不乏北师大师生的声音。可以说，北师大与中国教育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我国师范教育是近代教育制度的产物，最早的师范教育可以从1897年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算起。但南洋公学师范院属中等师范教育性质，而高等师范教育的肇始则应数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也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今年正好是100周年。
北师大不仅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她的建设历程就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建设过程，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一切规程制度无不在北京师范大学先行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七节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即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单列系统，专门制定了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办学宗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入学要求、毕业效力义务、附属学堂等。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先照章办理，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引进国外现代教育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及各种自然科学，编撰了各种教材，包括一部分中学教材。这初步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改造：延长修业年限、扩充学科专业、建立研究所、延聘优秀教师。1922年11月教育部批准筹备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923年正式成立。于是一所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矗立。1931年又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学校实力尤有增强。
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师范教育经历过一番曲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师范教育风。绝大多数高师与普通大学合并。北京高师坚持师范教育方向，积极探讨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道路，充分论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价值，为北京高师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作好了准备。但是到1927年，北洋政府竟然借口经费困难将北京九所大学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又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及河北大学、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北洋大学等合并而成北平大学。北师大与女师大师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他们从教育发展的要求、师范教育的专业价值、我国师资匮乏的现实提出师范大学单独设立的必要性。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29年恢复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师范教育。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的方案，1950年5月19日正式颁布了《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这是建国后高等教育方面颁发的第一个法令性文件。《规程》全面规定了北京师大的办学宗旨、教学原则、学生、教学组织、行政组织等问题，是全面改革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文件。1951年8月27日至9月11日，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大会确定：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学院，由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现有的师范学院要加以整顿和巩固：现在大学中的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以独立设置为原则。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并于1952年7月16日公布试行。紧接着从195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次院系调整中，高等师范教育在总体上得到了加强，但北师大却受到了损失。不少系科被调出单独设院，如音乐系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基础，体育系成为中央体育学院的前身，英语专业归并入北大，北师大不少教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
195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会议讨论了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学校设置和发展的五年计划；讨论了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师资培训和编译教材。北师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做了大量工作。
在1966年“文革”前，在高师教育中出现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一个口号是“面向中学”，另一个口号是“向综合大学看齐”。前者是针对师范教育脱离中学实际的弊端提出来的，但由于对这一口号的片面理解，降低了师范院校专业学科知识的水平，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于是有人提出了“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口号，有人甚至主张取消师范院校。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反映在两次重要的会议上。
一次是1960年的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就1953年以来师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原则交流了情况和意见，提出了高等师范教育应“相当于综合大学水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北师大从1960年开始将学制改为五年，接着华东师大也于1961年将学制改为五年。另一次是1961年10月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就高等师范教育办学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基本上取得一致。大家认为，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教师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是培养新的一代人的人，教师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性。高师毕业生应注意为人师表，在政治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修养方面要求高一些，严格一些；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基础知识应宽一些、厚一些、博一些，并相当于综合大学同科的水平；此外还应掌握专门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技能技巧。周荣鑫副部长在总结时说，两个口号不要再提了。从而使这个论争告一段落。
但是这个论争实际上并未结束，上世纪80年代又再一次提了出来。在这次争论中，许多专家强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一致性。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是对师范教育本质的认识问题。通过讨论，大家取得了许多共识。认为师范教育必须彻底改革，要改变过去封闭的状态；高等师范院校应该与其他高等学校一样面向社会，拓宽专业，提高水平，办出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教育专业化、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一体化，也提到议事日程。
北师大在这场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总是站在最前沿，从理论上、教师教育的价值上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同时在教师教育建设的实践中，注意拓宽专业，加强科研，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为今后教师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自己的经验。
可以这样说，北师大从创办之日起，就具有办学起点高、名师多、水平高的特点。所谓起点高，就是把培养高水平师资作为自己的目标，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派出39名德才兼备的学生出国留学，其中31名为师范馆学生。20年代成为大学后，就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蓝本，不久又成立了研究科，培养教育研究人才。20年代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都曾经来我校考察，充分肯定了我校的办学水平。所谓名师多，当时在我校任课的教师，大多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例如，马裕藻、王国维、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等。有了上述两条，水平高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物理学家何育杰、历史学家王桐龄、化学家俞同奎、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符定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李达都是我校早期毕业生。
北京师范大学的建立是和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输入同步的。早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代，就积极引进国外教育学、心理学、辩学等课程。开始时聘请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博士担任教育学教师，由范源濂任翻译；后由立花铣三郎讲授，王国维任翻译。这时就从日本引进了赫尔马特的教育理论。民国时期设教育专修科，以学习德国教育理论为主，聘请德国人为教员。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自己编著，如王国维编写的《教育学》。
1920年建立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毕业时授予教育学士学位。教育研究科开设24门课程，如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卫生、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心理测量等。主讲教师都是著名大师：如胡适讲哲学、蔡元培讲美学、陈大齐讲心理学、杨荫庆讲教育史、陶履恭讲社会学、王文培讲教育学、邓萃英讲教育法。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康绍言、常道直、薛鸿志、殷祖英等，从此有了我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专家，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1919年至1921年杜威来华讲学，曾在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学生常道直根据笔记编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于1921年和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书前有杜威亲笔写的序言。我校师生受新文化运动和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成立了平民教育社，出版了《平民教育》杂志，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
1932年，北师大成立教育研究所，由校长李蒸兼任所长，李建勋任主任导师。教育研究所专门负责教育研究和训练教育专门人才，并编纂各科教材。1934年7月在教育部要求下停办。但接着就成立了教育研究会，继续开展教育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学校主编的《教育月刊》上，或单独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的教育科学有了蓬勃的发展。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1950年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我校先后聘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来各系讲学，其中教育系就有8位。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班并到北师大。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王策三、王逢贤、梁忠义、陈信泰、王国俊等都是研究班的学员，直接聆听专家的讲授。
为了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我校学者积极作辅导性工作，如王焕勋教授写了《教育上的三个概念：教育、教养、教学》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可以说，50年代初的北师大教育系成了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
文理各系由著名教师开始研究各科教学法，担任教学法的讲授和编写教材。如物理教学法由方嗣、顾正容，数学教学法由魏庚人、钟善基，地理教学法由王均衡，语文教学法由叶苍岑担任。他们的研究和教材对后来学科教学论的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
1956年开始，为了使教育理论更切合我国的实际，北师大教育系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以王焕勋教授为首，教育学教研室的黄济、胡克英、郭笙、李士奎等共同努力，编出了一部《教育学讲义》，由北京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发行，对全国高师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对稳定建国初期的学校教学秩序、建立教育理论体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苏联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这是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的。
1961年2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教育部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抓紧解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教材问题。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4日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拟定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七类专业的教学方案，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北师大教师积极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朱智贤先生编写的《儿童心理学》就是其中一种。
1964年2月1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师范大学适当充实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的力量，搜集、整理、编译外国教育的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同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北师大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1965年这四个研究室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1964年下半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外国教育研究室创办我国第一份介绍国外教育动向的杂志《外国教育动态》。开始是内部发行，1980年被批准国内外公开发行，1993年改为《比较教育研究》。1979年外国教育研究室扩建为外国教育研究所，1995年改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国际教育的研究中心、咨询中心、信息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也做了不少蠢事。例如心理学批判，把心理学批成“伪科学”，在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但是我校朱智贤、彭飞、张厚粲、章志光等教授始终不接受这个结论，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心理学。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得到彻底平反，并得到迅速的发展。1980年率先把心理专业独立建系，1986年又成立了儿童心理发展研究所，为心理学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文革”结束后，教育理论界拨乱反正，北师大教师积极参加“教育本质”等各种讨论，正本清源，为重建教育科学而努力。1978年北师大教育系率先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从1979年开始，北师大教育系黄济教授首先开出教育哲学课程，以后整理成《教育哲学》，后来又扩充为《教育哲学通论》；王策三教授专门从事教学论研究，并出版了《教学论稿》专著；1979年教育系专门成立了教育经济学研究小组，定期研讨，逐渐建立起了教育经济学学科。1982年由顾明远、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用的《教育学》问世，发行200多万册，对中师教育影响很大。
1980年，北师大教育系与外国教育研究所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来校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同时开办了比较教育进修班，有10所院校10多位教师参加。进修班一面听课，一面酝酿编写自己的比较教育教材。经过两年的努力，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朱勃等的指导下，终于编写出了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198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再版三次，发行数十万册。此外，由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分卷本和合编本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出版；黄济、王策三主编的《现代教育论》、王炳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吴式颖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史》等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对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9年，学校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年成立中学教学研究中心，1989年两个单位合并。中学教学研究中心在全国首次提出把高师院校的“各科教材教法”提升为“学科教学论”，并被列入学位和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对该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我校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2002年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发展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又被批准为第二届全国重点学科。在教育科学研究几个五年规划期间，北师大都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课题，获得了多项奖励，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自从1980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后，北师大就成为教育门类研究生培养的基地。较早地取得了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比较教育、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又获得教育学、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多年来为中国教育科研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北师大从成立之日起就关心中小学的教育实践。1908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成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迁至琉璃厂厂甸，和五城学堂在一起。1912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五城中学为其附属中学校，并设立了附属小学。正如1961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砺儒在庆祝北京师大附中建校60周年讲话中所说，自此以后，北师大与师大附中就“肩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了”。民国时期，师大附中经历多次制度改革。每逢试行新制度，如1921年实行男女共学、1922年采用六三三新学制，都是在北师大教师的帮助下，赖附中教师们的共同努力，自己草拟规章制度，自编课程教材，闯出自己的办学路子。1915年北京高师与附中共同成立了国文教授方法研究会和数学教授方法研究会。1920年北京高师和北京女高师成立了小学教授研究会。这些研究会把北师大教师与中小学教育实际联系在一起，并引导着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潮流。
当时北师大的许多教师到附中任教，例如傅种孙讲授几何，并编写了《初中混合数学》教材；林砺儒兼任附中校长（当时称主任）并讲授伦理学；其他还有钱玄同、夏宇众、石评梅、杨秀峰等。因此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历届毕业生中就有30名国内外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忆在北师大附中学习生活时，例举了许多北师大在附中任教的教师的教学情景，深情地说：“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是终身影响着我们的。”
1949年以后，北师大和附属中学开展多种改革试验。首先是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试验，编写新教材，采用苏联的课堂教学法。特别是由苏联专家指导的北师大学生实习中学语文“红领巾”一课，“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对中学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规范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1958年，随着全国“教育大革命”的形势，北师大在中小学进行了多种改革试验。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1）教育系曾经在北京郊区百花山建立了农村实验区。1964年又成立农村教育研究室，在昌平县开展实验，直到“文革”时终止。
（2）在“教育大革命”时期，师大附中进行了四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的教改尝试性实验。
（3）建立北京师大实验小学。原来的北京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和第二附属小学都划归北京市领导，为了研究小学教育的改革，1958年北师大教育系师生亲自动手在北师大校园内创建了一所实验小学。当年教育系20多名师生到这所学校任教，开展了多种试验，特别是五年学制的试验，采用自编教材，小学从三年级开始设英语课。这种试验达30年之久，直到1988年因北京市小学升入初中实行统一考试，由于教材的不一致而停止。30年的试验说明是成功的，毕业生都能与初中相衔接，五年完全可以完成六年小学的任务。
（4）1960年，北师大把位于对面的北京46中收归北京师大二附中，开展了文科班的试验。
（5）1960年，协助创办北京景山学校。北师大派了大批师生到景山学校任教，并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在景山学校及几所附中开展了新的教改实验，编写了新的教材。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停止。
北师大不仅有许多教师在附中兼课，而且还选派最好的毕业生到附中任教师。例如林砺儒、王焕勋教授都担任过师大附中的校长。后来三个著名的校长陶卫、王本中、林福智都是北师大的优秀毕业生。
“文革”结束后，北师大又积极恢复各种教改实验。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是“五四”学制和教材的实验。1982年开始就在实验小学和二附中开始小学五年和初中四年的实验，并着手编写实验教材。1986年前国家教委成立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倡“一纲多本”，我校编写的“五四”教材被列为八套教材之一，在山东、湖北、黑龙江等地试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校师生与中小学的联系更加密切。其特点是教师个人结合科研课题自觉地走向中小学，寻找实验基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同时又帮助基层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例如裴娣娜教授在各地中小学开展的“主体性”教育实验，林崇德教授开展的中小学生智力发展和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实验研究等。现在，教育学院各系所、心理学院各系所以及其他系所都有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为21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探索新的经验。
北师大是培养教师的摇篮，建校100年来，为祖国培养了无数教师。天涯海角，无处不有北师大学生的足迹。这一点似乎不必浪费笔墨。但值得提到的是，北师大不仅为中学培养了高质量的教师，而且为高等师范院校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师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百废待兴，高等学校师资严重缺乏。北师大在解放初期就开办了大学教师进修班，为其他高等学校培养师资。1952年7月，北师大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成立研究部，钟敬文教授任主任。由此开始举办各种研究生班，为高等学校培养师资。当时开办的班有张宗燧和苏什金教授主持的理论物理进修班、傅种孙教授主持的数学几何研究班、张禾瑞教授主持的数学代数研究班，1958年还办了苏联文学研究班等，为高等学校培养了不少学科带头人。
我国高等学校发展有二次高潮：一次是1958年，新成立了一批单科学院，他们需要基础课的教师，除综合大学提供外，北师大也为它们提供基础课教师；第二次是“文革”以后，1980年前后，我国高等学校几乎每年以百所新校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增长更快，急需补充师资。北师大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师资。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后，北师大是第一批建立起研究生院的单位。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加，毕业生中除一部分进入科研单位外，大部分补充到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的师资队伍中。
1985年，北师大利用世行贷款筹建了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中心。1986年9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建立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和培训点》的通知，在六所委属师范大学建立各大区培训中心，在各省、市、自治区一所师范大学建立培训点，北师大的高校师资培训交流中心负责协调落实全国高师师资培训计划，提供师资工作信息、资料和组织经验交流等。此外，北师大每年还招收上百名进修教师、高级访问学者，举办助教进修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
1996年，在多方的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为中学教师的进修提高开辟了新的渠道，把中学教师的学历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在我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师大，北师大为筹办和建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做了大量工作。
北师大不仅为中学和高等学校培养师资，而且为这类学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培养了众多的管理人员。1981年，北师大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第一期学制一年，第二、三期改为半年，学员为来自全国高校的领导干部。1985年在这个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管理学院，同时确定为教育部华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内容扩大到基础教育。20年来，举办了多次高等学校各部处干部培训班，接受培训的干部达二万多人次；还举办了24期督导班和无数次中学校长培训班。2000年5月又被教育部批准成立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成为全方位的全国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基地。
北师大名副其实地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母机。
北师大已经走过了100年，在欢庆建校一百周年的今天，北师大人又提出了要将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目标，并且要在“十五”期间基本完成结构性调整，实现向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科学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历史转型。所谓“转型”，包涵了（一）学科结构的转型。传统高师院校的学科是对应中学课程设置的，比较单一。今后北师大要在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性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二）专业设置的转型。现在北师大已经具有综合性，现有的专业设置已经涵盖11大学科门类。今年又获得设置专业的自主权。北师大正在利用这个权利，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前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专业，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三）培养模式的转型。传统高师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单一的，本科四年难以培养高质量的教师。今后北师大试行4＋X的培养模式，因材施教，培养多种规格的人才。同时把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转换到“大学本科＋师范”的国际教师教育通行的轨道上来。
北师大的这一战略决策开中国高师教育百年转型的风气之先，对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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