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二十三为嘉靖至万历间以事功著称者如盛应期等十七人立传。事功者，以国事为重，所成就之事业为后世长久之计者也。有明一代，以事功著者非仅此十七人，而《明史》专以此时代此十七人立此类传，读之颇见修史者用心所在。
明朝自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发展和社会转型，旧有秩序受到冲击，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迫于这种形势，一批有见识的士大夫开始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以追求事功为己任，其所主张如漕运、治水、平乱、赋役、治剧等无一不为军国之大事。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事功者们无一不以罢官辍役而告终。所以，今日读《明史》事功诸臣传，令人不禁扼腕。
传首的盛应期，嘉靖间治漕河于沛北，欲开新河以通漕，克期六月，工未成，而言者多谓开河非计，遂有罢役之令。应期请缓一月而不可得，并因此罢官。继之治河的朱衡与潘季驯均为隆庆、万历间名臣，朱衡任官工部尚书，治河之外，“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但他因“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最后不得不乞休家居。潘季驯则“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椿埽，综理纤悉，积劳成病”，因他曾为张居正所荐，后又为居正死后抄家事鸣不平，结果也落职为民。政治的翻覆竟如此无情地左右着事功诸臣的命运。
《明史》事功诸臣传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浙江临海王宗沐及其子侄士琦、士性。这个以事功著称于世的家族，两代人中，涌现出众多的治世之才。王宗沐为官山西右布政使时，适逢当地连续三年大饥，太原一带，“百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因请缓征及留盐课而稍解民困，其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力主恢复海运，是一位颇有政声的大员。但因事致怨，于万历九年京察罢官，家居十余年之久，为人留下“年方半百，簪缨早解”的遗憾。其子士琦曾单骑说降播州土司杨应龙；万历援朝抗倭期间，复监军朝鲜有功；于北边防务之事，助封蒙古顺义王，可谓边功卓著。但他在巡抚大同时，却被劾拟调，未几而卒。其侄土性为官礼科给事中时，即上书首陈天下大计，“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虽身为内阁大学士申时行门生，却能直言批评其排斥正人、失大臣之谊。其后复以请用顾宪成等忤旨。不过士性时代的官员，已不同于他的父辈，在看到自己所追求的事功不可得时，失望之余，他辞去河南巡抚之选，晚年只能以著述来实现自己的事功报国之心。
明朝亡后，遗民修史，于事功诸臣之成败大发慨叹，故卷后赞文道：“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所为腐心也。盛应期诸人治漕菅田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信夫。”
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当算世人常态。晚明事功诸臣的失败，其实非仅出于世人的难以虑始的短见，而正是那浮议滋起的时代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修史者隐然欲言的历史教训吧。
与事功追求相悖的是晚明的浮躁之风。商品生产发展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助长了人们急功近利的追求。在追求享乐的驱使下，人们都希望能够一夜之间暴富发达。当人们身着“时样”炫耀于大庭广众之中、奔走于官场门户之间的时候，当人人都“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的时候，当“酒庐茶肆，异调新声”（万历《博平县志》卷四《风俗》）吸引着从小民到士大夫们的时候，四百年前那个浮躁的社会，真是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了。记得明崇祯间所修山东郓城志上曾有这样一段记述：“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人人竞尚奢靡，至倒囊不计，而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郓城不比南北两京及江南发达地区，竟然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追求事功者显得何等地格格不入。
在铁蹄和刀箭下，明朝人终于走到了被迫换上旗袍马褂，留下发辫的地步，于是他们不得不对亡国之祸有所反思。然而，或曰亡于党争，书生误国；或曰亡于“流寇”，即是李自成造反所致；或曰亡于关外兴起的满洲，均内忧外患之谓也。却从来不曾有人承认明朝乃是亡于他们自己构造的全社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当事功的追求不被容于时代之时，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才是《明史》事功诸臣传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