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扬子，巍巍钟山。龙盘虎踞的南京城，自古以来不仅是群雄逞豪之地，也是人文荟萃、教育发达之所，正是在这块文化历史浓郁的古城，十九世纪初，诞生了一所不同于明清翰林院、国子监的新式学府－－三江师范学堂。这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堂不仅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也成为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源头之一。
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镇，世纪沧桑，这里写下了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辉煌篇什，也诞生了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师学者，演绎出学究人天的执着和豪壮。
傅抱石先生是我国现代画坛杰出的艺术大师、成就卓越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和书法、金石家。在其短暂的六十一年生涯里，他的从教生涯有近30年之久。自1926年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留校任教，到1935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再到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不论生活历尽多少艰难困苦，不论艺术创作和美术史学研究任务多么繁重，他手中的教鞭从未放下过，他坚持倡导中国画教学、认真执教、启发后生的重大贡献，亦同他在中国画创作和中国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一样，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美术界刮起了一阵民族虚无主义的台风，认为中国画反映的表现的都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毫无生气的缺乏生命力的山水，而且认为中国画不科学，不懂透视。当时正在南京大学艺术系（原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傅抱石教授，挺身而出，坚决捍卫民族绘画。他义正辞严地大声疾呼：民族传统艺术不能取消，不能割断历史！面对严峻的现实，傅抱石感到痛心疾首，他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和风险，仍然在南京大学艺术系坚持从事中国画教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艺术系改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和音乐系，傅抱石担任了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这时候，几乎找不到几位教师敢于教中国画了。在这种情况下，南师美术系的“傅大炮”——这是由于傅抱石平时敢于直言，同仁们善意而尊敬地给他取的外号——打破了一直教中国美术史的惯例，毅然挑起了中国画教学的担子！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始终保留着中国画教研室，坚持开设中国画课程；正是傅抱石竭力维护、大力争取的结果。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流砥柱”般地坚持和维护中国画教学，使之得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他对美术教育的一个巨大贡献。南师美术系55届全班同学在傅抱石的具体指导下，于四年级时写出了《我们对继承和发展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意见》一文，发表于美术界的权威杂志、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月刊1955年8月号，参加当时全国美术界的学术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据理驳斥那些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捏卫民族绘画优秀传统。同学们都说，是傅老师冒着受批判的风险启迪了他们对民族绘画传统的热爱，帮助他们进行学习传统绘画的实践，傅老师是他们的引路人。
自担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国画教研室主任以后，傅抱石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贯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尊重科学，在中国画的教学中也刻意创新，使中国画技法教学更适应新的教学要求。傅抱石主张不仅仅要教学生画画，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帮助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民族绘画的发展演变，使学生从祖国灿烂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受到熏陶，提高艺术修养。
傅抱石非常关心学生。在南师美术系任教期间，他得知几个经济拮据的学生，因为没钱在外面吃饭，每次外出写生都是饿着肚子回校时，经济并不宽裕的他便把他们邀到一起在玄武湖畔、栖霞山下共进午餐。不少学生无钱购买国画用品，傅抱石便一卷卷地把自己用的皮纸高丽纸发给学生做练习。他与学生之间亲密无间，课堂内外笑声洋溢，他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象磁石一般地把学生吸引在周围。
傅抱石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的创作力却是如此之旺盛，生命之火是如此炽烈。据粗略统计，傅抱石一生发表了150余篇（本）著作，共约240万字；共创作国画2000余幅。傅抱石先生为发展祖国的艺术事业孜孜探索，劳碌一生，他以自己令人信服的高超绘画作品和创新精神，以令人折服的丰硕美术理论和史论卓然屹立于中国美术界。
美国哈佛大学悦悌克夫学院的学校档案馆，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吴懋仪的档案卷宗。打开卷宗，卷首赫然写着：吴懋仪，1944年2月获化学博士学位，1945年9月回到中国，任南京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化学系主任。
青年时代的吴懋仪坚信“科学救国”、“科学万能”，迫切希望能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并为此而努力着，1939年，她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远渡重洋来到了哈佛大学悦悌克夫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留美期间，吴懋仪在有机合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所做的合成反应课题一举成功，成果编进导师的《有机化学》教科书中。由于她刻苦执着，成绩突出，四年半的时间，共获得该校的七枚18K“金钥匙”纪念章，1944年，她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该校60年来共计有4位女化学博士，3位是外国人，吴懋仪成为在美国哈佛大学摘取化学女博士学位桂冠的第一位中国人。
毕业后，吴懋仪留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有机化学合成研究，工作才8个月，她便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营养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不久，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校长写信给吴懋仪，要求她回到金女大，将学到的知识献给母校。
想到自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女儿，想到金女大“厚生”的校训，想到祖国，她似乎听到了老校长急切的呼唤——吴懋仪义无返顾地离开了美国。
由于战乱，经过了四个多月横跨欧、美、非、亚四大洲的艰难跋涉，1945年9月，吴懋仪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母校金女大，任金女院教授兼化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吴懋仪任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理化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理化系划分为物理系、化学系，吴懋仪担任化学系主任。
化学系刚组建，师资奇缺，全系只有6位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稳定教学秩序，吴懋仪四处奔波借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外的教师，千方百计招纳贤才，带头学习教育学，到中学听课，成立化学教学法教研组，在她带领下化学系教职工艰苦创业，筚路蓝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终结出丰硕之果。
吴懋仪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好方法就是搞研究、搞发明，大学教师应通过研究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提出把有机化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到高、精、尖的项目中，对人事安排、工作步骤作了全面的规划，在她的组织、领导下，化学系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农药中间体六氯环戊二烯新法的合成，探索出三十多种国际保密药品的原生产方法，达到了国际水平。
吴懋仪说：一个青年教师，倘若不严格要求自己，不认真地学习，就不能闯进科学技术的大门。她提出，做学问“要像金字塔，下面广，上面尖”。她经常一丝不苟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青年教师在实验室操作时，她会站在旁边，看上几个小时；青年教师有了缺点，她决不放过。后来青年教师十分亲切地称她“吴先生”，大家都说：“‘吴先生’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是我们的好领导，也是我们青年教师的好导师。”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系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是她的学生，于是后来人都称她为老师的老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培养教育英才，衣带渐宽终不悔，1973年11月，她走完了全部的人生历程。
刘恩久先生生于1920年10月，1980年10月调入南京师范学院时，已是60岁整。学校调来他，是为了加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学科建设，协助我国心理学一代宗师高觉敷先生的学术工作。刘先生协助高老领导全国同行开展心理学史研究，创立了我国心理学史学科，使之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学科体系。他们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均为首创，如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西方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心理学史方向的博士生，这些工作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恩久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建树丰硕的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简史》获甘肃省委、省政府优秀图书奖（1986），《社会心理学简史》获江苏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0），《心理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册）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大百科全书》突出贡献奖”（1993），《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获国家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
刘恩久先生的这一系列获奖的成果，大都是他60岁以后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位教学任务很重的教师，一位社会工作很多的专家，是如何焚膏继晷拼命工作的。从刘恩久先生写于1990年的《随园十年》一文，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献身学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刘恩久先生认为，这十年，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十年，他还为这十年写了一首纪念小诗：“十年辛苦费思量，写译校改成书忙。七十只当十有七，奋发犹是好儿郎。”这是何等的乐观豪迈，又是怎样的赤子童心！刘先生十分重视培养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课便是指导他们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该著作揭示了人的本质问题，是研究西方心理学的基础性文献，必须认真研读。刘先生还亲自为研究生们拟定理论学习计划，要求他们至少要系统阅读十本以上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以及《邓小平文选》等，认为“只有这样，为人、治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对西方一些心理学说也才能批判地吸收”。在学术上，刘恩久先生对他的研究生也是关怀备至。他常说：“既然让我带他们，就得爱他们，对他们负责，可不能误人子弟！”有一次，一位学生带着问题叩师求教，适逢刘先生卧病在床，这位学生正欲离去，他却热情地将学生叫入内室，在病榻上很详细地解答了问题。刘先生非常注意为研究生们提供学术研究的锻炼机会，如组织他们参加编书、参加学术会议等。他的许多学生在校期间就出了成果，走上工作岗位后，便很快成为业务上的佼佼者。刘恩久先生是带着学术研究上的遗憾，教学上的未竟之事而去世的。他在1990年写的《随园十年》中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个愿望，想做哲学与心理学两门学科结合的工作，由于自1982年时起我为西方心理学史专业和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课，到现在经过七次教授和七次修改真的形成了一部哲学流派与心理学流派的关联和影响的著作了。这部书我把它定名为《西方现代哲学与心理学》，也可以说是我的创造性劳动吧。”这部书1992年1月就已编好，刘先生连书的前言都已经写就，但他却没有能见到这部著作的问世。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2月，也就是刘先生去世10年后，该书经刘先生当年的学生、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郭本禹整理，终于由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1987年5月，六朝古都南京和太湖之滨无锡，分别隆重举行“黄友葵教授执教60周年暨80寿辰庆祝会”。中央乐团著名声乐家魏启贤、臧玉琰、刘淑芳、孙家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福增，上海乐团歌唱家刘明义等国内外音乐界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举行了热情洋溢的音乐会。
黄友葵自幼喜爱弹奏月琴、扬琴、吹奏箫、笛等乐器。她在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读书时，接触了巴赫、贝多芬、肖邦等大家的作品，通过对《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雨点前奏曲》、《革命练习曲》等名曲的练习、表演，进一步理解了贝多芬深邃的内涵和肖邦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1930年，黄友葵赴美，在阿拉巴玛州立大学（现亨廷顿大学）工艺美术科学习，翌年，正式考入该院音乐系声乐科，成了阿·波尔切斯的学生。
进入音乐系后，她学习了大量的欧洲古典作品，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在亨廷顿大学音乐系毕业，同时当选为该校荣誉学会（Trisigma）会员。
1933年9月，黄友葵放弃在美发展的机会，毅然踏上归国之途，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她在该校创办了音乐系，招收声乐、钢琴学生，并组织了一个40余人的合唱队，亲任指挥，每年都要在大礼堂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她还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苏利文编写的轻歌剧《杏眼》（Almond Eyes），公演时大获成功。
1937年，黄友葵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以中国《聊斋志异》为题材创作并演出古装歌剧《柳娘》，并担任该剧的女主角，男主角由著名歌唱家斯义桂担任。他们的合作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乐队指挥也曾以“中国第一女高音”对黄先生加以赞誉，欲资助她去意大利歌剧院深造；也有人愿聘她去美国好莱坞演唱，并许以高薪，但被她一一谢绝。
为了专心教书育人，1938年起黄友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演出活动。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一片坚贞之心，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之中。黄友葵自己常说：“每当我见到或听到学生成功地演唱，我总觉得比我自己登台演出受到观众热烈喝彩时，还要高兴，还要欣慰……这是我教了一辈子，所得到的最大的愉快。”黄友葵每天除了对学生一丝不苟地精雕细琢进行指导外，还经常聆听学生们灌制的唱片和录音带，反复认真地推敲学生们的不足之处，以使其表现更完美。著名歌唱家魏启贤和臧玉琰，从艺多年蜚声中外后，还经常回到黄老师这里来聆听教诲。
1945年，国立音乐学院迁址南京，黄友葵担任声乐系主任，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兼教声乐课，培养出方应暄、王萃年、孙家馨等歌唱演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黄友葵先生任音乐系教授兼声乐教研室主任、院工会主席。
黄友葵全身心地投入到声乐教育事业之中，在此辛勤耕耘了60多年，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作为美声学派的声乐家，她不断研究民族唱法，探索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结合的路子，直至白发苍苍，始终不懈。1989年，也就是黄先生去世的前一年，还出版了专著《论歌唱艺术》。
恩师深情永难忘。她的声乐硕士研究生汤爱民回忆说：“黄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首先表现在她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上。她主要的生活场所仍是课堂。一坐上琴凳，没有三四个小时不会下来。她常说‘我不累’。面对自然规律的无情、冷酷，她是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来作顽强抗争的。”
罗炳之，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外国教育史专家，原名廷光，号炳之；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中学毕业后、担任了小学教师。初为人师，和儿童接触，罗炳之逐步感到了当教师的乐趣。谁也未曾想，罗炳之自此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罗炳之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师从陶行知、刘伯明、秉志、梅光迪、陆志韦等著名学者，在这里，罗炳之的人生得以升华。
上个世纪30年代，新教育遭受挫折，师范学校被并入中学，成为高中师范科，乡村师范也无形消灭，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反对，罗炳之与其他中学师范学院科主任联合进行抗议，并以联合会的名义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议案，主张师范独立，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著文《师中合并之利弊及个人对本问题的意见》，在上海《申报》上撰文提出“整治全国师范学制”的建议，维护师范的独立。也正因如此，终于促成大学院发出通令，取消高中师范科，将其改为师范学校，增设了乡村师范。
不久，罗炳之得以到美国、英国等国家留学，在欧洲大陆考察了法、德、意、波、苏等国家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团体和其他教育机构。在英国，罗炳之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教育社，出席了第六届世界教育会议，介绍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概况，分发了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罗炳之又回到了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并兼任师范学院院长，两年后，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并出席了当年在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罗炳之即任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罗炳之从教70余年，历经我国教育兴衰起伏的发展变化，对维护师范教育的独立竭尽全力，他认为师范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师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也关系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此，他呼吁合格的师资培养除了进行智育、体育、美育等培训外，应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而其中教师人格的感化，又是最重要的，教师之所以受人尊重，就在于“必其人道高学博，经明行修，为学者树一良好模范，俾感化于无形。”
罗炳之研究教育科学，注意科研与教学结合进行，涉及范围甚广，造诣很深，举凡中外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基础理论及教学法等皆有较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教育论著20余种和论文100余篇，著名教育家邱椿在读罗炳之的《教育行政学》时感慨万千，他说：“中外流行的教育行政学的书籍何止汗牛充栋，但求一能兼用上述四种研究法而获得成果者，我自愧孤陋，尚未见过。”
罗炳之一生以“为人师表、春风化雨”为训，既教书又育人，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一代学子，多年以后，罗炳之当年的学生在回忆他时还是饱含深情：“先生的品格、为人、治学态度、奉献精神都是我们的楷模，先生在讲教育史时，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讲到夸美纽斯被迫离开祖国时，他面对祖国的方向，双膝下跪，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前捧起一把热土，感人至深……”“先生在湖北任教育学院院长时，学校农场将生产的蔬菜分送给教师员工，先生却坚持付钱，从未少付一分一毫；先生从不任用自己的亲属做学校的职工；就是打公用电话没有零钱，过后也一定要设法补交上4分钱的电话费……”“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我们无法忘却罗先生垂范后世的一言一行。
吕斯百，1905年10月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贫寒之家。上小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后，得到徐悲鸿教授的指导，成为徐悲鸿器重并着意栽培的一位学生。1928年，吕斯百考取了法国里昂美术专门学校。
三年后，他的毕业油画创作《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4年，他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和德国边境城市游历考察，进一步提高了艺术造诣。结束留欧生活后，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教授。那时，徐悲鸿正在此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正试图把中央大学艺术系作为实行“走现实主义道路，振兴中国艺术”的教育基地。自吕斯百受聘之后，便成了徐悲鸿的得力助手。1940年吕斯百担任系主任。1957年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成立，吕斯百成为第一任系主任。他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教育思想，把“崇高伟大”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目的，致力于创造、发展民族艺术，主张“开放艺术的门户，成为普及艺术教育的园地”。
吕斯百沿着他的办学设想，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工作，聘请功力深厚、适合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画家和史论家任教，逐步建立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强调观察、启发感受。主张以书写的方式，再现形象的艺术美，反对摹拟自然或矫揉造作。教学上尤其注重培养学生概括取舍，突出重点，表现本质的能力。鼓励在不违背不歪曲现实的前提下，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他的许多学生至今仍记得吕先生教素描，要求学生认真观察，谁以主观代替客观实际，定受批评，如写生石膏像，如果谁把外形轮廓线画得刻板了，他会说：“你画的像个铁丝框框，不像是立体的外形。”作业暗光，有的画得偏黑或很黑。他说：“对象是石膏做的，你们画得有的像木雕，有的像泥塑或是铁的。”同学听了印象很深。初学素描，往往处处周到，失之繁琐，吕先生不厌其烦地强调“简练”的必要性。他说‘艺术要求简练，简练这两个字，是每个画家必须终身服膺的。”他主张实行学分制，除艺术系开设的国画、西画等课程外，还鼓励学生可以学雕塑、木刻、漫画课程。当时学生自筹出版了《现实版画》期刊，受到他的支持，在艺术系旁听的李典（流丹），后来成了著名版画家。
1958年，俄罗斯造型艺术在上海展览，吕斯百亲自组织画油画的师生分批前往临摹，自己带头临摹了列宾的名作《黑女人》。为完善培养师资的课程设置，吕斯百增设了水彩、书法等课，加强了图画教学法及教育实习。
吕斯百在高师美术系数十年孜孜不倦地教学并担任系主任工作，使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模式、体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计划逐步完整完善，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美术人才，并对全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吕斯百的艺术创作不仅在当代油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他的油画雄健朴素、浑厚而有力，画面没有虚假矫揉造作习气，画笔洒脱，颜色纯化而雅致。在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上，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平凡景物，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诗意，博得“田园画家”的美誉。
大冶铸镆，名师出高徒。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名师巨匠默默耕耘，才使南京师范大学英才辈出，近年来共培养全日制毕业生近七万余人，这里不仅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国家、省、市机关的领导，大、中学校校长，更有大批辛勤工作在全国基础教育战线上的教师，他们都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回报了母校对他们的栽培。
遥记1895年，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言：“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一个世纪过去了，南师大走过了不懈追求之路。他们既教为文之道，又授为人之德，菁菁校园中，为青春学子不断增添理性的力量和责任的意识，绛帐春风里，为百年师大谱写着桃李丰稠的芳菲之歌。
巍巍学府，琅琅书声，一百年延绵不绝；群星璀烂，大师云集，昭示着生命的延续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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