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的专题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分类研究仅限于诗、词、曲、赋、小说等几大类。综合性的研究，也只见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和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数种。造成这种萧条局面的原因，或许是受到了西方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局限。西方文学理论把“形象”作为文学的特殊规定，而西方所说的“形象”，又偏重于人物形象、生活场景，以此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文体，有许多是归入不了文学类别的。此其一。其次，西方文学体裁分为四种类型：戏剧、小说、诗歌与散文。而这里所说的散文只限于叙事和抒情两类，是不含实用文体的。以此来要求中国古代诗文的文，又有绝大部分文体的文章入不了文学的范围。
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的很大部分无法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意义，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较少从事古代文体研究的主要原因。
文体研究较为薄弱的另一原因，与我们的传统观念和功利目的也有关系。文体研究主要是对文学作品形式的研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形式研究一直是不被重视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体研究又是一件需要作者有比较深厚的古代文化学养的工作，并不是十分容易的研究工作。它看似琐碎、但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如铭、诔这一类的文体，研究者就必须熟悉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文化。其他如诏、令、章、奏等文体，也都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文体研究，实在是一件既费力而又难出成果的事。
然而，从中国古代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实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并无西方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六朝时，“文学”与“文”、“文章”逐渐合为一个概念，但是其指涉的范围比西方所说的“文学”要宽泛得多。而且在更多的场合，人们习惯于谈“文章”，而不是“文学”。到六朝时，“文章”这一概念已基本定型，其标志似在《文章流别集》、《文选》等总集的出现。《文章流别集》已散佚，其对文体和文章的认识只能从很少的佚文概见约略。所幸《文选》完整流传下来，可以使我们通过它来考察当时的文章观念。《文选》选文几乎包括了此前所有主要文体，当然也包括实用文体在内。但《文选》选文也有其特殊标准，那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丽文。《文选·序》在谈到此书的铨选原则时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由此可见，萧统等人对什么是“篇章”、“篇翰”，什么是文章，认识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以“能文为本”，而非以“立意为宗”，也就是要讲“沉思”和“翰藻”。唐以后，《文选》影响日著，其文章的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对文章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正是古人对文章内涵的独特理解，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特殊关系。
首先是体类的区分。通过以上关于文章的辨析可以知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所说的文学有一定的差异，涵盖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某种文体是文学作品，某些文体不是文学作品，而要通过辨体来确认。正因为这样，文体类别的辨析与区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通过辨体来确认哪一种文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或接近文学的范畴。在这方面，古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南朝时期关于文笔的辨析。最早以有韵和无韵来区分文笔，《宋书·颜竣传》记颜延之答宋文帝问，有“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语，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文笔的最早的划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即以此把其文体论分为文笔两个部分。萧绎《金缕子·立言》又有新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闫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辨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是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其源又异。”萧绎文笔之分，把章、表等应用文体排除在文之外，并且对文作了更为清晰的界说，即衡量一篇文章是否为文，主要看其是否辞藻华美，是否能感动人。辨体最终是为了析离出文学作品。当然，在古代，虽然一些文人不断地在做辨体的努力，但实用文体与文学文体一直处于一种浑然不分的状态。在这种浑然不分的文体状态中析离出文学作品。我们要运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并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性，参照古人辨体的做法，仍然继续做文体类别的辨析工作，以便弄清哪种文体属于文学文体，哪种文体接近文学文体。这里边主要的工作还是诗、词、曲、赋之外的散文的辨体，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辨体，来确认文体的性质。
其次，体类的辨析对于已然是文学的文体来说，又有另外的意义，即通过对某一种文体进行更为细致的体式的分析，揭示体式的特征。在古代，往往是某一文体之内又分为若干体类，如诗中又有古体、近体、乐府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之别。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就已经认识到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不同，指出：“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为宗。”五言和四言在语言风格上是有不同的。所以古人一直比较注意某一文体内更细致的体类的体式的分析。再比如赋这种文体，今人分为抒情小赋、体物大赋，这是就赋的表现对象而分。又就赋的表现形式分为律赋和散体赋。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则分为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和客主赋类，其分类标准和依据已不得而知，但这种辨体的尝试中似乎隐含了对赋的体式的认识。中国古代有一些文体研究的著作，在此方面颇下功夫，很值得我们借鉴。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辩》讨论文体达127类，为明代文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此著作不仅搜集文体广泛，而且在一体之内进行了细微的辨体工作。如赋，徐师曾就分为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体。而今天这样的研究仍很欠缺。以诗而言，对于格律诗的研究尚可称道，但是对于古体诗体式的研究就很不够。另外，在古诗和律诗之间又有讲四声八病的永明体诗，作为古诗向近体诗的过渡，永明体为格律诗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从诗体的角度来研究永明体诗成果还不甚多。又如歌行体与乐府的体式及其关系等，也都缺少深入的考察。又如赋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赋的起源问题、赋与辞的关系问题、赋与“七”体的分合问题，甚至连赋自身的体制问题也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文体是文学语言形式的一种载体，研究文体，主要是对文学语言形式的一种研究。但这种研究十分重要。如前所言，中国古代是把辞藻之丽作为文章的主要特征的，因此对文体体式的研究，就不仅只限于文体本身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对文学作品一般创作特点的认识。如不同诗体对于诗之用韵、诗之句式、句法的要求，景语和情语的安排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属于形式的研究，然而也是对文学作品最为本质的研究。对我们从作品内部把握其创作特点，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实在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文体研究虽然是着眼于文学作品形式的研究，然而却直接牵涉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文体对于作品内容的制约，文体对于作家的风格的影响，甚至对于某一文学集团、文学流派文风的影响，等等。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部分，就涉及到作家的研究、代表作品的研究，某一时期文风的研究，实为分体文学史。由此亦可见文体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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