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无论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都逐渐采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这当然对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否完满地解释中国的各门学科，总是一个问题。这样，就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我想也许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第一、对中国的经典历史作一系统的梳理，写出若干部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经典解释史》，来揭示不同时期对经典注释的发展历史，总结出若干中国经典解释的理论与方法。我曾经对“中国哲学”作了一点研究，也许对创建中国解释学有点借鉴作用。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曾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甚至东方）所有的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的是真理”。黑格尔的看法固然不对，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资源，这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但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确实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自觉的进行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若干部《中国哲学史》，证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其后，到三十年代一些中国哲学家以西方哲学为“他者”，尝试着建立中国的现代哲学体系。因此，我想也许可以先从整理研究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入手，作出若干部《中国经典解释史》，然后才可有可能创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现代中国解释学”。
第二、应该很好的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特别是《圣经》）的历史以及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理论和这种理论在西方的发展。从西方看，现在实际上存在着一股“解释（学）思潮”。在20世纪西方的哲学流派（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也一样）几乎都和“解释学”有关，而且因为对“解释问题”的不同看法引起了种种争论。如果对西方的解释问题的历史和西方的解释学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么建立“现代中国解释学”就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参照系。
第三、如同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能完全适用在中国哲学上一样，西方解释学大概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中国的“解释问题”。例如，从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看，我们得有“中国经学”的基础，而对中国经学的研究就离不开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等，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和西方解释学就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总结一下近十几、二十年来我们运用西方解释学来解释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等的得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发现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与西方有那些不同，有那些方面是西方解释学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中国有比西方长得多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并在经典解释中创造出丰富的解释经典的原则和方法，我相信，在今天我们有了创建“现代中国解释学”的自觉的基础上，迟早会创建出不同于西方解释的中国解释学，为人类的学术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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