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对于诠释学理论本身，我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向来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想用某种确实有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然而事实与经验已经表明，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多少起色。我们知道，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历史上原来的学案全部打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也凸显了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之两难问题。这一困境自解放后持续至今。因为，无论是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还是新实在论，无非都是徒劳地在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基本理论，即都属于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的翻版，而不是中国思想本身的发展。这里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西方的概念、学说和理论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其二是中国学者并没有对自己丧失信心，但是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似乎又没有多少东西可用。此所谓王国维先生曾指出的，“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
在这方面，诠释学应该是一种颇具亲和力的东西。中国虽然从来没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的诠释学，但有自己丰富的经典诠释传统和经验。如何在挖掘、整理这种诠释传统与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诠释学，从而使传统能对我们的现实人生提供精神资源和意义理据，应该是各位同仁的努力方向。
洪：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主要是想获得一种新的视域去看我们的传统哲学，当然我们也想从我们的传统哲学中找出一些更好的东西去补充西方哲学。去年我到德国时曾去拜访过伽达默尔，当时他已101岁，但精神颇佳。我向他介绍了中国诠释传统有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从孔子到朱子都把对经典的解释作为自己的哲学，我还向他讲了中国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伽达默尔听后很感兴趣，他希望我们研究一下自己的传统，从中总结出一些东西，给西方提供某种启示。他说，200年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就像今天全世界都要学英文一样。这句话他讲了三遍。
余：就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的学术要与国际接轨，要实现现代化，没有西方的知识系统作为参照是不可能的。诠释学对于中国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都有极大的好处。就拿法学来说，中华法系的起点是很久远的。到了清末，面临与西方接轨，这就发生了诠释学的问题。用法律学引进诠释学，最大的问题是对传统的态度。这是一个前提，没有传统，你解释什么。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把德国法、英美法系搬来行吗？中华法系虽然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先秦还能追到商代。这么一套源远流长的、几千年传统的不断地流传和延续，通过不断的诠释不断地发展，与时俱进。
李：台湾的诠释学研究大约比西方晚十年左右，研究的人数不多，而且比较分散。目前我们有一个“诠释学典籍研读会”，每个月聚会一次，一起研读诠释学的重要著作。主要成员有十个左右，多半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此外，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林端教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他原先研究马克斯·韦伯，但一直很关注余先生刚才谈到的法律学问题。他讨论“法律继受（reception）”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去接受西方的法律系统，让它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个问题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直到今天尚未终止。在这过程中就发生了余先生提到的问题，在中西两套法律文化之间出现一些摩擦与水土不服的现象。两岸目前对西方法律的“继受”处于不同的阶段。相对于祖国大陆，这个“继受”过程在台湾始终没有中断，所以台湾法学界在这方面是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对法理学研究并无迫切的需要，也就不够重视。不过，长此以往，也会出问题。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带来的问题，没有法理学研究作为根据，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法律诠释学所要面对的。
余：哲学诠释学也同样要面对一个传统问题。对于传统，诠释学可以通过理解进行创造，也就是推陈出新，出来一批新东西。传统本身是活的，活生生的，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展望未来，诠释学对于在21世纪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洪：我认为西方诠释学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经典的普遍性并不在于它的永恒不变，而在于它不断翻新，永远是活生生的，永远与现代和我们的生活联系。经典作为一种文本，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或是其他的等等，都只是一种材料，都是要不断地获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诠释学是人文学科的生命力。
余：重建中国诠释学，肯定要回到传统，回到经典。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回到先秦与《五经》，为什么呢？这是由经典本身的特质与品性要求决定的。第一，经典必须具有原创性。它是通过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进行自觉的定型化、规范化而提升出来的。第二，经典具有自己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它并不是固定化的死的文本，而是可以不断衍生的。第三，经典包含着一定的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制度层面，而不仅仅限于观念。第四，经典不是指文本，而是着重于文本之中、文本背后所蕴含的原典性、基础性意义。这种意义具有自己的张力结构，它是所有历史行动的动力源。
这样看来，作为先秦经典的《五经》才是我们所要着力的主要资源。我们能否或者说如何还原乃至重建它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结构，从而努力发扬中国哲学的诠释精神，将是重建中国诠释学的主要课题。
黄：关于诠释学与中国的问题，我想结合《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这一计划谈谈个人的感想。这个计划是2000年开始推动的，整体计划目标拟在四年内，研究汉唐以来尤其是宋代以后之中国、德川时代日本及朝鲜时代朝鲜儒家学者对如《四书》等经典中的思想的诠释，以扩大东亚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并分析具有东亚特色的经典诠释传统。
我们当时的主要构想是，不是用西方的框架来把中国的古圣先贤“绑”在大槐树上“拷问”，相反地，我们希望不要继续走过去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路。我们希望在21世纪心平气和地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开创出一点新东西来，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讲到这个计划的特点，第一，我们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将中日韩儒学史融于一炉而冶之。过去我们做学问，还是就中国本土看中国本土。我的一个想法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它是东亚文化的公分母。这个里面哪个东西最重要呢？中国的经典。经典里面哪个最具有关键性呢？是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经典。几千年来东亚世界只要是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是读的这些书，都在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所不同的只是这个经在不同的时候会增增减减，三经、五经、十三经等等，与时俱进。
洪：我们现在都在用“与时俱进”这词，其实这个词正是诠释学之本质，任何经典、任何理论、任何学说要做到与时俱进，唯有通过不断的诠释、理解和应用。
余：“与时俱进”这个词最早来自《周易》中的“与时偕行”。
黄：如果把中国传统放在东亚脉络来看，不仅气派不一样，眼界也不一样。有很多问题在中国本土没有看清楚，放到东亚里面就有了新意。比如李明辉先生所研究的关于宋明理学中的“情”的问题在朝鲜的儒学中就有很大发展。日本京都大学已经过世的前辈学者岛田虔次在晚年写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一书的一开头就讲：中国的宋学博大精深，有一种气魄，但传到了日本，变得狭隘了，因为日本人岛国习气太重，所见者窄。如果说宋学是泼墨山水，到了日本就变成工笔画了。韩日儒学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都有参考意义。第二个特点，我们的研究工作虽然以儒学为中心，但眼光实际是很广的。我们注意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思想的内部交流，比如佛学大师如何诠释儒学的《四书》，同时也注意了东亚地区的内部思想交流。
洪：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诠释学”（hermeneutics）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在西方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我们中国尽管有很悠久的诠释传统和诠释经验，但它形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经学、训诂学、注释学，因此当我们说建立中国的诠释学，是有待我们今后努力去做的。
黄：我们东亚文化中的诠释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实学”，它作为“实践的诠释学”的意味远大于“本体诠释学”的意味。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他个人实践的结果，当他说“吾以道一贯之”，那也是他个人生命的体认。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有一种不可移转性，因此后人对孔子思想的解释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在解释孔子。“实学”精神在东亚经典诠释传统里各有其地区特色，但作为诠释方法，东亚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即存在以论本质”，“本质”只有在“存在”里面才能被掌握，否则就是空谈。
余：“本质”在“存在”之中。
黄：中国人是在“存在”中掌握“本质”，东亚思想家不尚空谈。我们中国人解经的方法很多，这些方法都与“实学”有关。其中一种类型就是诠释学作为政治学出现。比如孟子到处“煽风点火”，号召诸侯统一中国。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宋朝引起很大争议，那些批评孟子的人，是以骂孟子为手段在骂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宣称是当代的孟子。另一种类型是诠释学作为个人心路历程的表述。朱子、阳明虽然是在解释《大学》、《中庸》，但实际上是在讲自己的心路历程。第三种类型是诠释学作为护教学。许多思想家重讲《论语》，是因为有心于拨乱反正。
余：中国哲学今天所以难搞，最重要的不是文本，而是文本背后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问题，问题层出不穷，所以能推动经学不断发展。中国需要把现在的问题明确化。这些问题也不只属于中国自己的，它还有普释性、人类性，可以和西方共同讨论，但中国有自己的视角和解释方式。
洪：这正是诠释学具有生命的地方。诠释学讲究问题意识，当你想理解某文本时，你首先要具有问题意识，只有当你把你的对文本的理解看成是对问题的答复时，你才算正确理解和解释了文本。
余：建立中国的诠释学不要用西方的某种东西，来削足适履地把中国的东西硬塞进去，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传统，以我为主。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西方学者就会对我们刮目相看。我和搞汉学的西方学者接触过，接触完了我更加怀疑西方的汉学研究比中国先进的说法。至少我有一个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于中国我有实实在在的感觉，我生于斯、长于斯，它的优缺点我都有深切体会，而这些对于外国人是无关痛痒的。
黄：这就是“体认”。宋明理学讲“体认”。
余：这个词好，很说明问题。研究传统，搞诠释，有一个很好的看法：传统让我们受难，也给我们启示未来。传统就是一个可以转化的张力结构，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本真。
李：我们所里有一个研究经学的学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借用西方的学术？为何不保持自己的本色？我跟他说：以传统经学的标准来说，你根本不够格当经学家。譬如，清代经学家上窥天文，下知地理，兼通文字训诂、典章制度；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的经学家必须兼通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这在现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根本守不住传统的经学。如果研究经学的人能接受西学的训练，打开新的视野，让经学进入现代学术的意识中，或许可以为经学研究另开生面。当然这也不容易做到。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德国研究康德哲学之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在波恩大学，我的导师建议我在论文中也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我说，我是来研究德国哲学的，对中国哲学一个字都不想提。在台湾，像我这样出国研究德国哲学的已有了一批人。有的人得到学位后，再转而研究中国哲学；有的人就转不回来了。要转回来也不容易，需要补许多课。要想在中学、西学两边都达到一定的深度，并不容易。如果我们继续研究德国哲学，也很难超过德国人。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既懂得康德，又了解儒家思想，兼通两者的人全世界屈指可数，这可能也是诠释学这门学科的特点。
黄：牟宗三先生讲过，中国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活泼、空灵，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洪：记得在冯友兰先生去世前一年我曾到他家拜访，他对我讲起20世纪初他们向西方求学的事，他认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治得好，应当说运用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他说，不论是胡适还是他自己本人，都重视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但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史。中国诠释学这一名称表示的是一种新学科，它既表示我们经典注释、经学、训诂学等传统学科的现代性，又表示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本土化或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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